亲历者忆述：寻找

毛岸青与江青之女

作者： 刑志远

核心提示：在“文革”初始阶段，李讷毅然离家，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受命率队，携同本文作者等同仁，展开了对毛泽东主席和江青同志女儿的寻踪之旅。

1954年1月29日，毛泽东与女儿李讷共赴杭州五云山游览。

在“文革”前夕，我有幸成为《解放军报》广州军区记者组的一员。那年的夏秋之交，报社面临既要出版报纸又要积极参与运动的压力，人力资源显得尤为紧张。因此，决定将分散在各军区的记者统一调回北京，集中使用。我们四人陆续抵达报社，随即投入到北京市军内外繁重的采访工作中。

“我自己也不清楚。”他们调侃道：“你们记者总是执行着神秘的任务！”我微笑不语。的确，那时“中央文革”经常派遣解放军报记者进行各类调查。这些任务是由代理总编辑胡痴和副处长宋琼分配给记者们，大家之间互不透露信息，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具体工作内容，报社的其他同事更是无从得知。至于我这次的任务，我自身也尚未得知详情。

将照片交付予宋琼后，我便返回了那间临时搭建的宿舍，安顿下来休息。直至次日凌晨三点，宋琼派遣人手将我从睡梦中轻轻唤醒，并示意我穿上便服，前往他的办公室。当我步入他的房间时，只见宋琼对面坐着一位身高体壮、身着一副黑框眼镜的男子，年龄约在三十多岁。与此同时，记者处的内勤组女同事金秀芳也身着便装与我一同进入。宋琼一见我们到来，立刻向我们介绍道：“这是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

戚本禹，这个名字让我心头一震。在此之前，我对这个名字毫无印象。“文革”的浪潮中，他却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频繁在各类报刊上刊登批判文章，频繁在各种会议上亮相，名字频繁见诸于大小报纸，成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颗耀眼的新星。那时的我，对他充满了敬佩，却难得一见。而今，他竟然就坐在我面前，我顿时肃然起敬，心中有些慌乱。我远远地站立着，微笑着向他点头，不敢轻易靠近，更没有伸手与他握手。

“你们二人随戚本禹同志前往天津，具体任务将由他亲自交代，一切听从戚本禹同志的指挥！”话音刚落，他分别将一本证件递至我和金秀芳手中。我接过证件一看，原来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证，上面贴着我的便装照。这我才恍然大悟，为何戚本禹会说我“年纪大了”。原来那年我已36岁，装扮成大学生，显然显得过于年长。

戚本禹驾驶着自己的小车，载着我和金秀芳驶离了报社，沿着东行道路前行。待车抵达西长安街时，东方已现曙光。戚本禹向司机指示：“请在北京饭店停下，我们得吃点早餐。”司机显然对这条路途了如指掌，引导我们至饭店地下室的一个小餐厅，那里似乎是司机们的用餐区。戚本禹点好餐后，我们四人安静地用餐。我心中充满疑惑，不知即将执行何种任务。餐后，戚本禹安排司机去支付账单，随后他开始向我们交代任务：“有一位老者，他有一个小女儿，这是江青同志唯一的亲生女儿，你们了解吗？”

“明白，您是指李讷女士吧？”我应声回答。

“你见过她?”

“没见过！”

此刻，金秀芳带着笑意插言道：“我确实见过她的照片，那是在几个月前，宋副处长曾递给我一张她的个人小照，嘱托我为她办理一份解放军报记者证。证已办好，但她本人我未曾见过。”

戚本禹道：“没错，正是她！如今，她已离家出走，去向不明。原本她计划外出串门，但江青同志对她放心不下，禁止她外出。然而，她却擅自离去，至今已有数日音讯全无。老人家十分忧虑，她可是老人家最钟爱、最疼惜的子女！”

我忽然明白过来，忍不住插言道：“不如我们去天津找她吧？”

戚本禹坚定地回应道：“正是如此！她从天津寄来了一封信，告知她目前身处天津。此次我们前往天津，首要任务是劝说她归家。若她执意不愿回来，两位便需跟随她，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要陪伴左右，悉心照料，确保她的安全无虞。”

1966年10月1日，李讷女士与周恩来总理一同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恍然大悟！金秀芳和我立时一致回应：“当然！当然！我们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那时，我们并未意识到任务的艰巨与繁复，也未预见到其肩负的责任之重，只是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这份荣耀。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多余时间去深思，身为革命军人，我们早已习惯于服从命令；而我身为共产党员，金秀芳也在积极争取入党。面对这份光荣且重大的直接服务伟大领袖的任务，我们又怎能犹豫不决呢？车辆驶向天津，戚本禹与金秀芳坐在后排，我则坐在前排司机旁。途中，戚向我们讲述了李讷的情况，她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现在中央文革工作；她生活简朴，不追求奢华，就像普通干部的子女。戚也询问了我的情况，我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山东半岛背景，参军入党的时间，参战的战役，以及成为记者的时间等。我也向他询问了情况，他简洁地回答，原来他是山东威海人，与我同乡；而且他也36岁，与我同龄。

“她信中所言不实，她根本不在此处，此地早已没有外来串门的人。”随即，他转身对司机吩咐道：“驶往南开大学！”

南开校园内熙熙攘攘，人潮涌动。我们抵达学校的接待处，自报家门称来自北京大学，正寻求某人，并请求出示接待记录。工作人员并未索要我们的证件，仅是打量了我们一眼，好奇地问道：“北大来的老师们也出来交流了？”显然，他并不把我们当作学生，而是误以为我们是讲师或助教。冒充学生的身份，我们三人的年龄和外貌与实际不符，显得有些不搭调。

登记簿堆积如山，我们三人分工协作，逐页翻阅，重点搜寻近十天内的记录。戚本禹向我们二人指示：“她名叫李小江，正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我们逐本逐页、逐行逐行地查找，一个名字接一个名字地核对，耗费了超过一个钟头的时间，却始终未能发现“李小江”的名字。戚本禹似乎也感到疲惫，便提议前往外地女学生的住所进行探访。我们踏入女宿舍，发现有些是直接将教室改造而成，里面聚集了不少来自各地的串联女学生，但并未见到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宿舍环境普遍脏乱，空气浑浊，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实在难以想象我们要找的人竟会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

午时，我们于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馆用餐。我忍不住感慨道：“她既然改名且未透露住所，在如此辽阔的天津、众多学校中，我们这般毫无头绪地搜寻，岂不就像在茫茫大海中寻找一根针……。”话音未落，戚本禹便爽朗地一笑，打断了我的话：“你这是不是在暗示，应该取消我们的寻找任务？”我急忙辩解：“我并非建议停止寻找，只是觉得这样搜寻，成效甚微……。”戚本禹似乎认同了我的观点，便不再多言。

李讷（左一）

午后，我们再度踏访了数所知名学府，遗憾的是，那些学府的名称我已无法确切回忆。踏入校园，我们首先寻至接待处，翻阅着登记簿。查阅了若干本，却始终未能找到“李小江”的名字。在一所学校的登记簿中，倒是瞥见“李小香”的名字，同样是一位女性，然而年龄及其他信息均不符，而且她早已离去，去向不明。眼见线索无果，戚本禹便赋予我们新的任务，要求我们搜集各类传单。

“咱们试试联系66军军部。”她曾在北京工作，对天津的驻军情况有所了解。我们找到了66军军部的值班室。值班干部最初对我们三位便衣人士的出现显得有些紧张和警惕，但在看到我和金秀芳出示的解放军报记者证和工作证后，态度变得非常礼貌。戚本禹也持有证件，尽管他没有立即出示，但我看到他有一本《光明日报》记者证，上面写着“向东君”的名字。这次他没有拿出任何证件，完全依靠我和值班军人沟通。我说明了要给北京打电话的意图，值班军人同意后，戚本禹便拿起了电话。我已记不清他如何拨通电话，不久便听到了他要找的人，他开口便说：“她骗了我们，她提供的通讯地址是假的……”他随后将当天在天津的活动情况告知对方，至于对方回应了什么，我并不清楚。戚本禹放下电话后对我们说：“咱们回去吧！”我不禁好奇地问戚：“你跟谁通的电话？”他回答：“是她的母亲。”

“真的是她母亲本人吗？”

“是她本人！”

我们告别了那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们这三个不速之客、显得有些困惑的值班干部，迈步走出了66军军部的大门，朝着北京的方向疾驰而去。在车辆行驶的途中，戚本禹突然开口道：“她母亲让我带着她、照看着她，我一个人实在是力不从心！从今往后，就交由你们胡痴来负责吧！”随着车辆沿着京津公路前行，我们三人不禁都陷入了沉睡之中。

夜已深至午夜过后，我返回了北京。戚本禹将我和同伴送至解放军报社平安里3号的大门前，轻轻道别后便转身离去。自那之后，我在数次大会上虽能遥见他在主席台上，却再未与他有过任何直接交流。直至1968年初，他悄然从政治舞台退去，我们便再也没有机会彼此道一声“再见”。

重返报社后，遵照记者处领导的指示，我未曾向他人透露过我的天津之行，而报社中的大多数同仁亦对我的天津之旅一无所知。

此事并未画上句点。金秀芳同志返津之后，宋琼副处长再度派遣她与两位新近从军队转业的健壮记者同行，再度踏上寻找李讷的征程。她们三人历经从北京至上海，再到杭州的辗转，最终依旧未能如愿以偿，只得空手而归。这一经历是金秀芳后来告知我的。我猜想，这无疑是江青同志坚持派人搜寻的结果。至于为何选择上海与杭州作为搜寻地点，金秀芳并未详述，而我亦未深究。毕竟，遵循纪律，我不便过分追问，而金秀芳同志亦不便过多透露。

1967年，李讷（居中）、李作鹏（居右）

近期，有报刊文章提及，李讷在1965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解放军报》社。另有一说，她在“文革”期间外出串联，与家中一度失联，直至江青下令派人寻觅，最终由《解放军报》记者于上海将其寻回。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她自行返回北京，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她正式加入《解放军报》社工作，则是在1966年11月或12月。

“我去爬泰山了。”她还补充说，这次外出让她得到了很大锻炼，自己找车、找住处，独立处理各种事务，增长了许多见识。听到这些，我深受感动。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拒绝享乐，正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优秀女儿的品质。我想起了毛主席对李讷的题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肖力同志正是遵循伟大领袖的教诲，她必将成长为能够承担重任的坚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然而，她在报社维持长期保密实属不易。“文革”时期，诸多记者，如杨子才等，曾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采访，目睹了她与伟大领袖的亲密接触，部分摄影记者更是为她与父亲拍摄了合影；而她若想长久隐匿身份，亦非易事。随着“文革”局势的演变，她无法置身事外。仅加入报社不到两个月，便毅然决然地揭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1967年1月13日，她发起成立了“革命造反突击队”，并张贴了大字报《解放军报向何处去》，带头将胡痴、宋琼、杨子才等人揭露于众，从而“开创了解放军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在她的领导下，“革命造反突击队”对军报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她担任了军报版面组组长（后升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掌握了军报的编辑出版大权。从我被指派寻找“北大学生”李讷，到李讷执掌军报大权，这一切发生的时间不过两个月。当然，数年后，李讷同志离开了军报，而胡痴、宋琼等人也相继获得“解放”及平反，杨子才在90年代初还担任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这些则是后来的事。

随着“文革”进程的推进，我对诸多事物和人物的认知逐渐深入。幸运的是，我在天津之行未能遇到李讷，从而避免了履行那份既神秘又庄严的任务。若当时真的找到了她，并随她四处串连，后果实在难以预料。万一途中出现意外，我该如何向人解释？每次想起这，想到那重任的分量，我都深感恐惧，甚至不寒而栗。至于那北京大学的学生证，我虽保留了数年，却始终未曾使用，最终将其销毁。现在回想，我甚感懊悔。尽管我并非真正的北大学生，但这本学生证却是真实的，上面有北大的钢印，至少可以当作一件“文物”保存，以纪念那不平凡的天津之行。

李敏（左）和李讷（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