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内左、中、右的分化更加明显，形成了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他们组织各种派别活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5年夏，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公开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强调团体的独占性、排它性，这些小册子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1925年8月，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密谋暗杀了坚决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张继等人公开在北京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发表背叛三大政策的宣言，分裂国民党中央；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打击中国共产党、反对苏俄及共产国际的“中山舰事件”，阴谋夺取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最高权利。面对蒋介石的进攻，共产国际极力阻止中国共产党对蒋反击，强迫中共妥协，使中国共产党人从第一军中全部退出。共产国际在“中山舰事件”上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促使他更加强烈地要求全面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于是，在1926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目张胆地提出全面限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整理党务案》，并被大会所通过。会后，共产党员、国民党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均被迫辞去职务。对于这一重大事件，过去一些教科书认为是“陈独秀等人主张妥协退让”，“张国焘按照陈独秀同他商定的方针，强令大家接受这个提案，陈独秀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支持《整理党务案》”，［1］P151此种说法似有商榷的必要。

二

《整理党务案》从酝酿到通过中共中央和陈独秀都一无所知，是鲍罗廷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与蒋介石、张静江会前达成协议，会上强迫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代表及广东区委负责人接受，会后又把既成事实强加给中共中央。

首先，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而4月底莫斯科实际上就已经作出决定，并通过电报通知了鲍罗廷。决定的内容很明确，即“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2］P23共产党的“党团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务”，“相反共产党应当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3］P695

鲍罗廷按照共产国际、苏俄政府确定的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保持统一战线的方针，与蒋介石会商国共关系问题。蒋介石为了全面限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提出要为处理国共两党关系规定基本原则，以整理国民党党务。鲍罗廷在未征求中共中央陈独秀意见的情况下，多次与蒋介石商谈整理党务的具体办法。蒋介石在与鲍罗廷会谈中提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种种无理要求，鲍罗廷都一一答应。对此蒋介石也感到满意，他说：“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主张都作合理解决”，“我恪守国父遗训，不因联俄而对共党迁就和姑息，所以我们的协商能达成这八条的协定。”［4］P42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派往广州的代表，对蒋介石与鲍罗廷协商的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方案也一无所知。张国焘说：“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鲍罗廷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真情。”［5］P203近在咫尺的中共代表张国焘由于鲍罗廷的有意隐瞒就一无所知，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更是无从知晓。

第二，在中共中央陈独秀对《整理党务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在会上按照会前与鲍罗廷达成的协议，正式提出《整理党务案》。《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和中共对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需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后方能发出等等。这个旨在全面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理所当然地遭到参加会议的中共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正如周恩来所说：党中央派彭述之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6］P123岂止是彭述之一点办法也没有，整个参加会议的其他中共代表也是没有一点办法，因为鲍罗廷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中共必须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鲍罗廷力劝中共代表张国焘、彭述之等采取妥协态度，张国焘、彭述之也只好劝说广东区委的同志们。鲍罗廷还要求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谭平山向蒋介石表示中共接受《整理党务案》。由于鲍罗廷的操纵，最终蒋介石的整理党务办法被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及广东区委所接受，对此“蒋介石氏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5］P204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25日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共产党员林祖涵、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均被迫辞去了他们的职务。

第三，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当时中共中央及陈独秀并不知道鲍罗廷将在二中全会上如何向蒋介石让步。当陈独秀在报纸上看到《整理党务案》之后非常气愤，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与名誉，立即于6月4日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公开指责蒋介石，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批驳与抨击。同一天，中共机关报《向导》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致国民党书指出：《整理党务案》对国民党虽有约束力，但对国民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公开表示不承认《整理党务案》。为了抗议国民党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压制，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主张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独立发展自己的力量，“只有摆脱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控制，我们才能执行一项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中共中央陈独秀的主张遭到共产国际的坚决拒绝。

三

1925年5月底，莫斯科得到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的消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事态的发展。维经斯基向会议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设法与国民党讨论职务上的某种分工的可能性。第二，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要从国民党一切组织机构中撤出来。第三，两党可能分离的问题只有在紧急的情况下方可予以考虑，现在离开国民党则完全不是希望发生的事。维经斯基的建议为会议所采纳。［7］P488

中共中央陈独秀坚决反对《整理党务案》，主张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独立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如果不退出，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也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明确表示，国共两党今后的合作方式问题可以重新考虑，信中说：“本党与贵党合作之政策早经明白确定，盖此即联合战线之具体表现也，唯是合作之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无固定之必要。”［8］P295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对中国共产党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要求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意向。在北京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彼得罗夫也指责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情绪”是“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误的、投降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必须彻底批判的失败主义的思想”。为了阻止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作出决定：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参加他的日常工作”，让“马克斯同志参加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的编辑部工作”，［9］P136共产国际以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全方位控制。1926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再度来华“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维经斯基操纵下，192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被迫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决定，中共中央陈独秀力争摆脱国民党控制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注 释：

①何沁．中国革命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三）［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一）［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④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M］．台湾：中央文物出版社，1956．

⑤唐宝林．陈独秀研究文集［Ｍ］．香港：新苗出版社，1999．

⑥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⑦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⑧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⑨唐宝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M］．香港：新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