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那会儿，齐国临淄的稷下，有块地儿叫康庄之衢，齐王专门给天下的大学问家们盖了漂亮的大房子。

那些穿着花里胡哨衣服的大学者们，不用当官，却能随便进出皇宫，讨论国家大事，甚至敢直接怼君主的决策。

后来这儿就成了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学之一——稷下学宫。

它是公元前4世纪中期成立的，比西方柏拉图在雅典搞的阿卡德米学园早半个世纪（柏拉图那时候是公元前387年左右），比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早快一百年（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335年左右）。

那时候是轴心时代，东西方都冒出好多思想大家：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跟人辩论美德是不是知识，中国的孔子满世界跑着讲仁和礼，而稷下学宫呢，已经用一种更像制度的方式，给各种思想碰撞提供了地方。

不过，跟稷下学宫同时发光的东西方文明，后来两千多年走了完全不同的路。

西方那边，到了文艺复兴，捡起了古希腊的理性，宗教改革的时候又点燃了个人自由的火，最后工业革命一下子突破了老规矩；而中国呢，秦汉统一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模式就越来越固定了。

为啥会这样？或许就能从稷下学宫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发展路径里找到答案。

稷下学宫最牛的地方，就是对读书人自由的包容。

里面啥学派都有：儒家的孟子，说老百姓最重要，国家其次，君主排最后；道家的环渊，写了《上下篇》讲道就是自然规律；还有法家的慎到，主张老百姓听君主的，事儿都按法律来。

他们不用因为立场不同就放弃自己的学说，甚至能公开说君主决策不对。

淳于髡还曾用个谜语劝齐威王不飞就罢了，一飞就直冲上天；不叫就罢了，一叫就惊天动地，这种随便议论的自由，让稷下成了思想的试验田。

不过啊，这种自由有个前提，就是大家都追求同一个道——不管是儒家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想顺其自然不管事儿，这些大学者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互相辩论，给国家找个好的治理方法。

他们的自由，是一群读书人志在道的集体自由，不是为了自由而自由的个人自由。

西方那边就不一样了，个人自由的根，早在古希腊就扎下了。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老百姓直接开公民大会管事儿，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在《骑士》里把权臣骂得狗血淋头，哲学家苏格拉底还因为教坏年轻人被处死，这些都说明当时个体思想是有独立空间的。

后来中世纪，基督教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强化了这种自由；文艺复兴之后，就更重视个人权利了。

有个叫丛日云的学者在书里说，西方文明的根就是个人主义，法治、民主这些制度，都是从个人权利不能随便侵犯这个想法长出来的。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在稷下学宫根本没法想。

比如孟子在齐国讲民本，他想的是保护老百姓才能当王，是集体责任，不是说个人权利本来就该有的那种意思。

稷下学宫能百家争鸣，还因为战国那会儿政治上是分裂的，没统一。

不过西方从古希腊城邦到中世纪王国一直是分裂的，中国战国的分裂是周朝不行了，封建制度垮了，最后秦朝统一了，文字、车轨都统一了。

但战国分裂的间隙里，齐国靠海，做生意、搞手工业本来就厉害，鱼盐又多，所以最开放，成了诸侯国里最愿意招贤纳士的。

齐威王、齐宣王那时候，君主们都以招天下大学者为荣，给稷下学宫的人盖大房子、给大官当（上大夫那种），让他们不用当官，光提意见。

这种官方出钱、大家一起讨论的模式，让稷下成了能超越立场的思想平台。

不过啊，这种分散是暂时的，秦朝一统一，中央集权一加强，这种多元的土壤就没了。

西方的分裂是自然状态，从古希腊城邦到中世纪的教皇国、公国、共和国，一直没统一成中国那样的大帝国。

这种分裂带来了权力互相制约——国王的权力受贵族、教会、城市自己管着，思想权威也分散在不同地方。

比如托马斯·阿奎那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证上帝存在，教会没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也没像汉武帝那样只准儒家，反而给不同思想留了空间（当然，后来也会打压异端，但总体没统一思想）。

丛日云说，这种多头管事儿的政治格局，是西方思想自由、贸易自由的前提。

稷下学宫的学术自由，更像是啥都能包容，而不是纯粹为了求真去研究。

里面的人讲学、写书，有《管子》里讨论法治和怎么搞经济的，也有《田子》《蜎子》讲自然规律的，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怎么把国家治理好。

比如荀子在稷下当老师（祭酒）当三次，他既批评孟子说人性本善不对，也吸收道家心要静的说法，最后搞出用礼和法一起管，王道霸道都用的治国方法。

西方就不一样了，他们对大自然一直刨根问底。

从毕达哥拉斯说数是世界的根本，到阿基米德洗澡时发现浮力，再到伽利略用望远镜看星星推翻地球是中心的说法，这种求真的精神贯穿始终。

亚里士多德写《物理学》研究自然怎么动，罗吉尔·培根提倡做实验，这些都为后来的科学革命埋下伏笔。

中国这边是用哲学辩论来服务社会道德，西方那边是用理性研究来想办法控制自然。

比如稷下学者讨论白马非马，是在琢磨名字和实际对不对得上的逻辑；西方学者讨论杠杆原理，是在研究怎么让东西更省力的自然规律。

说到底，这就是轴心时代那种各种可能性都有的情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走了不同的路——东方在秦汉统一后，思想多元性被儒表法里的治理模式整合了，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成了历史；西方在持续分裂、教会和王权互相制约、重视个人价值的环境里，让理性思考、个人自由、法治这些好东西一直能发展，最后才有了现代文明。

现在咱们回头看稷下学宫，会觉得它作为东方思想的摇篮真牛；但也会知道，文明发展的路从来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

西方靠自己的基因先到了现代社会，东方文明也在自己的历史里慢慢调整。

明白这种不同，可能不是要比谁好谁坏，而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里，找到自己该走的路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