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孙泰安

文／王天翔

晨光刺破雾霾时，他已站在营区操场中央。

他个子不算高，但挺直的脊梁划开寒风，像沙漠里的胡杨。绿色的军大衣上落了层沙粒，阳光一照，像幅迷你的作战沙盘，每一粒沙都藏着营区的晨与昏。

这是属于他的黎明，守了十几年的黎明。

“刷刷刷……”一队队朝气蓬勃的战士向他走来。胶鞋踏在冻土上，响起整齐而扎实的脚步声，在他面前站成一排排，像刚从地上冒出的白杨。

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边沿已经磨得起了毛，那是连队的点名册。指尖在名字上轻轻点着，声音洪亮，能穿透晨雾，却带股暖劲。每一声应答都脆生生的，在营区上空飘荡。

这就是我的指导员——孙泰安。

第一次见到他，是1980年深秋。那天，几十个年轻小伙子在公社院内进行验兵初检。我惴惴不安，生怕过不了关。抬头看见一个穿军装的人，正跟我们公社的武装部长说话。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某军区警卫部队的指导员孙泰安。他的军帽戴得很端正，却很和善，说话时总是露出慈祥的笑。他扭回头看见我，就转身问：“小伙子，为啥想当兵啊？”

我手攥衣角，结结巴巴地说：“想……想保家卫国……”

他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掌心的温度透过我的粗布褂子，暖得我心里发颤。那一刻，我觉得和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像认识了多年的长辈。

运兵车到达喀什的时候，指导员就给连队司务长打电话，说新兵在路上奔波十几天了，中午做点好吃的。我们到连队的时候，正好是中午，午饭是大米饭、杂烩菜，我们一群新兵便狼吞虎咽起来。指导员看着我们，一边微笑一边不停劝：“多吃点，多吃点。”

往后的日子里，他常到班排里去。一进门，就往床铺上一坐，就拉着战士唠家常。他问我们：“想家没有？”

有的新兵红了眼。他就笑着说：“想家了就写信，别憋在心里，家里人也盼着你们的信呢！”说着，又逐个问我们：“家里有没有对象啊？”有的新兵不好意思地挠头，他就故意板起脸说：“有对象是好事，你们都是从农村来的，找个对象不容易。不过，要是因为搞对象，耽误了训练、影响了服役，那可就不地道了！”话音刚落，自己先笑了。笑声在营房里飘着，把我们的拘谨都融化了。

指导员身上军人的刚毅，藏在训练场上的每一声口令里。队列训练，谁要是踢正步时脚尖没绷直，或是摆臂高度差了半寸，他准会大步走过来，脸上没了平日的笑，眉头微微蹙着。抬起自己的胳膊作示范：“胳膊要端平，像架着块木板，力道得从腰里发出来！” 说罢，伸手轻轻掰了掰战士的胳膊，调整到正确姿势。那股子认真劲儿，让我们不敢有半分懈怠。可这股刚毅劲儿，转个身就会化成黄土地般的温和。训练结束后，他总能一眼瞅见哪个战士，因为训练动作不规范而垂头丧气。这时他会走过去，伸手拍掉战士肩上的尘土，语气软下来：“别急，咱农村娃最能吃苦，多练几遍就熟了。”

如果哪个战士生病了，他准会通知炊事班做病号饭，并亲自端着热粥过来，坐在床边问长问短。那模样，像极了在老家，老父亲端着饭碗来到生病的儿子的床头，暖得人心头发热。

入伍第二年的早春，我们班到营区五十公里外的生产队浇地。那天早上，我和副班长田训在伙房烧火做饭。我握着一根五尺长的铁钩，往灶膛里添柴，火星子溅在脸上，烫得我直咧嘴。忽然听见“喔喔”的汽车声，从远处的土路上传来，越来越近。接着，一辆绿色大轿子车“叽哇”一声停在窝棚前。车门一开，车上跳下指导员，他的眉毛上结了层白霜。身后跟着通讯员，手里掂一个军绿色挎包。

指导员把班长杨良贵叫到一边，两人低声说着话。没过多久，班长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王，别烧火了，指导员来接你回连队当文书。”

我手里的铁钩“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脑子嗡嗡响：“文书？班长，我……我能行吗？”心想，全连一百多号战士，咋会轮到我当文书呢？

这时，指导员走过来，脸上带着笑。他伸出手，指尖轻轻擦过我的脸颊，然后把指尖凑到我面前。我一看，是柴木灰，烧火时蹭到脸上的。“你呀!” 他笑着说:“烧个火都把自己弄成黑脸李逵了。”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小王，”他收起笑，语气认真起来：“你是高中毕业，字写得又好，连队支委会研究过了，觉得你合适做文书工作。现在跟我回连队，交接一下工作。”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指导员拉着上了车。车奔驰在凸凹不平的土路上，颠得厉害，就像我噗噗乱跳的心。指导员坐在我旁边，从挎包里掏出一本《公文写作基础知识》，递给我说：“文书这工作，跟扛枪不一样，大多做的是文字工作，需要耐心、细心。希望你尽快进入角色，以后有不懂的就问我。”

接任文书后，我才知道文书工作有多难。以前在班里，每天扛枪训练，简单又直接；可文书要写“请示”“报告”“决定”，那些规规矩矩的格式、严谨的措辞，我一点都不懂。第一次写报告，我憋了半天，写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满意，捏着纸页，送给指导员，手心直冒汗，生怕指导员批评。没想到，他接过报告，坐在桌前，拿着红笔逐字逐句修改。他改材料时，神情很专注。修改完后，把我叫到身边，指着修改的地方，耐心地讲：“你看这里，‘请示’要把事由说清楚，不能含糊；还有这里，用词要准确，不能太口语化。”

从那以后，指导员一有空就教我公文写作，我写出来的东西，他都仔细修改，有时候改得比原文还长。渐渐地，我不再怕写公文了，手里的笔也越来越顺，后来再写报告、请示……都能挥洒自如。现在想起那些日子，心里还暖暖的，要是没有指导员手把手地教，我哪能把文书工作干好啊！

那时候，指导员已经把家属接到了部队，住在司令部家属院。他有两个孩子，大的才五岁，小的刚三岁，爱人没工作，一家四口，全靠他每月不到一百二十元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每逢节假日，他总让爱人做点好吃的，叫我去家吃饭。记得有年春节除夕，傍晚的时候，指导员骑着自行车来到单位，叫我到他家吃年夜饭。他让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把我带到了家里。

屋里飘着饺子的香味，他爱人正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两个孩子看见我，就扑过来叫“叔叔”。饺子端上桌，是白菜猪肉馅的。他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多吃点，别不好意思。”我咬着饺子，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在千里之外的新疆，指导员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不久，指导员调往军区某营级单位任主任。按理说，我该叫他“主任”了，可我总改不过口，还是叫他“指导员”。他也不纠正，总是笑着答应。没过多久，他又把我调到了他所在的单位。在新单位里，他还是像以前一样，时刻教我做人的道理，督促我学习文化知识。

在我复习报考军校期间，心里烦躁，时不时闹情绪，有时还会对指导员出言不逊。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真是不懂事，可指导员从来没跟我计较过。每次我闹情绪，他都坐在我身边，端杯热茶递给我，语气平和地说：“小王，考军校是好事，可也不能急功近利。你基础不好，咱就慢慢来……” 他的话像汩汩清泉，流进我心里。我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

我退伍那年，部队实行退伍战士留疆政策，待遇很好。指导员专门找我谈话，劝我留疆。他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份留疆政策文件，指着上面的条款说：“小王，我问过了，以你的文凭，到了地方，很快就能提干。你有才干，留在新疆，肯定能为建设边疆出份力，这多好啊！”

我那时候年轻懵懂，一门心思想回原籍，觉得老家才是根。他见我不说话，又苦口婆心地劝：“你老家是农村，回去能做啥啊？留在新疆，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可我那时候像着了魔一样，根本听不进他的话，还跟他赌气：“指导员，我就想回家。”

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惋惜，却没再多说什么。后来我退伍回了原籍，才发现老家的日子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没有稳定的工作，只能靠种地为生，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那时候，我肠子都悔青了，才明白指导员当初的苦口婆心。可再想回头，已经晚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心里满是后悔和愧疚，要是当初听了指导员的话，我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

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指导员。想起他站在营区操场中央进行“连点名”的模样；想起他教我写公文的耐心；想起在他家吃饺子的味道；想起他劝我留疆时的语重心长。

后来，每当我在工作、生活中遭受挫折，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想起指导员的谆谆教导，想起他说的：“慢慢来，不要着急，只要一步一个脚印，你肯定行！”

他的教导，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像烙印，一直深深印在我的心上……

王天翔，汉族，先从军后从教，继而弄文。2003年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曾创作散文集《遥远的地方有条河》、长篇小说《庙匪》；2001年，散文《摊馍》被中国当代文学史馆收录于《平民百姓的宴席情结》（北方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