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版图经历了一场剧变。蒋介石以凌厉手腕，一夜之间瓦解了盟兄许崇智的兵权，迫使其淡出政坛。这并非偶然，而是蒋介石在廖仲恺遇刺案后，针对权力真空精心策划的一步险棋。在这场政治洗牌中，昔日盟友的合作最终走向了无情的背叛。

盟友变障碍

廖仲恺遇刺后，国民党高层围绕权力的暗流涌动。汪精卫为了巩固国民政府主席的地位，曾大力借助许崇智的支持和推荐，并巧妙利用许的力量，将胡汉民排挤出核心圈。然而，当汪精卫的目的达成，他和蒋介石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许崇智身上。

史料对这一事件的本质有着清晰的指向。周恩来在1943年回忆中山舰事件时，直接指出蒋介石此举是为了攫取个人权力，表面上是“反右派”，实则清除那些阻碍他地位提升的军政前辈。周一志的记述也印证，汪蒋联手实为共同利益驱使的政治交易，而非所谓的“主义”之争。连权威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也用“排挤”来描述，凸显其政治斗争的本质。胡汉民的回忆也侧面佐证，在他被捕数日后，汪精卫已然流露出驱逐许崇智的意图，这场“倒许”大戏，早已在高层内部心照不宣地排练。

设局：鸿门宴与全城戒严

尽管危机四伏，许崇智却全然不觉。9月14日，他与“盟弟”蒋介石还一同盛宴商界名流，商讨币制改革。彼时，蒋介石口中依然恭敬地称呼着“许总司令”，觥筹交错间，许崇智未能察觉到身旁这位“盟弟”已是磨刀霍霍。

实际上，早在9月7日清晨，蒋介石便已“沉思粤状，誓除障碍”，并与汪精卫、李济深等人讨论粤军军饷分配不公、许军耗饷过巨等问题，为即将到来的清洗制造了有利的舆论基础。真正的时机，在9月18日不期而至。因廖案受牵连被囚禁在黄埔岛的粤军将领梁鸿楷，在莫雄、郑润琦两部暗中协助下私自脱逃。蒋介石迅速抓住这个“叛乱”的借口，当天便秘密获得了军委会全权处置粤局的命令。而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事部长的许崇智，对此一无所知。随后，从19日到20日，广州全城戒严，所有交通工具停运，蒋介石调遣黄埔军，直扑许崇智的总部。

精准打击与分化瓦解

戒严令既下，蒋介石指挥黄埔军在19日傍晚倾巢而出，兵锋直指莫雄和郑润琦部，意图缴械收编。国民政府同时发布了一道未经许崇智署名的“处置叛军报告”，将莫雄、郑润琦定性为“反革命鹰犬”，为军事行动披上合法外衣。

莫雄在回忆中生动再现了那一晚的惊心动魄。他接到黄埔军即将路过石龙的电话，随即郑润琦部两个团投奔而来，告知其师部已被黄埔军缴械。更让他愤怒的是，他竟收到了一份“总司令”许崇智签署的缴械命令，其中将他的部队也划为“反革命”。莫雄当场怒不可遏，但面对这份“命令”，纵使心知有诈，最终还是忍痛服从，避免了与所谓的“总司令”对抗，其部将也泪洒当场，不甘却无奈。就这样，许崇智的嫡系部队莫雄师与郑润琦旅被迅速缴械。

更显蒋介石手腕毒辣的，是后续对许济部的处理。许济师被蒋介石利用，参与了缴械莫雄、郑润琦的行动。然而，当许济部队完成任务返回石龙时，却发现自己的办事处已被黄埔军占领，部队四面受围。许济这才猛然醒悟，自己也成了蒋介石“借刀杀人”后顺手拔掉的“刀”。

一纸绝情信：盟兄出走

在军事行动雷厉风行的同时，蒋介石对许崇智的个人逼迫也同步进行。19日晚十时，他派陈铭枢前往已被严密包围的许公馆，亲手递交一封长函和数张船票给许崇智。

信中，蒋介石的措辞先是虚伪的惋惜，称总理逝世后“吾兄必能上承总理大业”，随后话锋一转，严厉指责许崇智“百无一举”，军队散漫，财政混乱，更有“饱私囊图己利”、“截留各军饷源，接济叛军”等罪名。信件的末尾，蒋介石将廖案的责任也推到许崇智“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上，最终以“不愿兄妨碍革命之进行”为由，提出了赤裸裸的要求：“兄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并承诺“当可为兄准备一切，安全登舰”。

许崇智接信后如梦初醒，勃然大怒。他两度致电蒋介石，却被对方拒接，仅回以短函，态度坚决。他又转而拨通汪精卫的电话，希望能得到这位曾在关键时刻自己大力扶持的国民政府要人的公道。然而，汪精卫同样拒接电话，只回了一封绝情信，大意是“非如此解决不可”，并劝许崇智“莫善于暂行赴沪”。面对盟友的彻底背弃，许崇智深知大势已去，反抗已是徒劳，于20日无奈向国民党中央请辞所有职务。

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迅速批准了许崇智的辞呈，准其辞去军事部长、粤军总司令及财政监督等职，专事往沪休养。紧接着，国民政府发布重要命令：许崇智赴沪养疴，所有粤军收束事宜由蒋中正办理；谭延闿署理军事部长；宋子文被任命为广东财政厅长。至此，蒋介石的时代正式开启。一夜之间，年仅三十七岁的许崇智，从权力的巅峰跌入深渊，从此开始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为尴尬和潦倒的后半生。

结语：权力漩涡中的沉浮

在命运骤然逆转的那一刻，许崇智是否真的甘心顺从？莫雄的回忆录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他指出，蒋介石出示的“许崇智缴械令”纯属伪造。莫雄后来与许崇智见面时，许曾问他是否收到一封密信，信中告知蒋介石发动军事政变，要他起兵平息。莫雄对此毫不知情，直言若收到必与蒋介石开战。许崇智叹息电话线被切断，密信也未能送达，这暗示许崇智曾有过反抗的尝试。然而，许济在自撰传记中又记录了许崇智面对质问时，表示不愿被误解为“为权而争”，选择让步，等待时间来证明一切。这两种说法并存，或许反映了许崇智在绝境下内心的复杂与矛盾。

最终，许崇智及其家族成员，如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许崇清、粤军第四师师长许济、以及粤汉铁路总理许崇灏，都因此次事件相继辞职，彻底淡出权力核心。许济在后来的人生中，即使抗日战争兴起，他试图复出报国，也屡遭排斥，最终心灰意冷，隐居林泉，专注于哲学与生理学。解放后，即便陈毅曾致信邀请他到政协任职，许济也因对政治生活已然淡漠而未予理会。

许崇智的沉浮，是那个动荡年代权力斗争的缩影。它揭示了政治舞台上的无情与残酷，也映照出个人在历史洪流中，即使曾位高权重，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旧时代的注脚。蒋介石借“廖案”之名，分化瓦解许氏兵权，再辅以一封看似劝退实则逼宫的绝情信，其手段之老辣、阴狠，足以为后世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