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提出了三个条件，让伟人左右为难，做出了如此决策。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建国的大庆典上正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那一天，许多重要的人物齐聚一堂，共同庆祝新中国的到来，见证了祖国迈向充满希望的新时代的时刻。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不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或将领，但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列出人员名单时，还特别在她名字下面加了重点符号。她的身份特殊，不言而喻。她就是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

起初，宋庆龄因为一些原因，不愿意参加大典。为了说服她，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亲自去了上海，邀请她参加，态度非常诚恳。宋庆龄想了想，最终还是同意参加开国大典。

但是她答应邀请毛主席时，提出了三个要求。这三个要求让毛主席很为难。不过，伟人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那么，宋庆龄提出了哪些要求？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些要求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谜底。在开始之前，新来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这样就不容易错过精彩内容，也能回顾往期内容。

诚心诚意，排除一切困难，邀请大家前来。

1893年，宋庆龄出生在上海一个家教很好的家庭，她的父亲是孙中山的好朋友。宋庆龄的少年时代是在美国度过的。在前往美国求学的过程中，她受到了很多先进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了民主精神的洗礼。这些思想和精神激发了宋庆龄的革命信念。

后来，国家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彻底打垮。全国人民为了争取独立和自由而奋斗。当时在美国的宋庆龄，决定回到祖国，希望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投身革命，为实现国家的美好愿景而不懈努力。

让人觉得有些遗憾的是，那时候革命遇到了很多难题，宋庆龄虽然心里充满热情，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去贡献。她注意到日本有很多革命活动，很多革命人士都在那里开展工作。因此，她开始特别关注日本，甚至考虑搬到日本继续她的革命行动。她还给父亲写信，分享了自己的计划，并表达了对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钦佩之情。

她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向往，后来去了日本，成了孙中山的秘书，投身革命，为自己的青春留下了精彩的篇章。

1915年10月，宋庆龄和孙中山结为夫妻，步入婚姻生活。她用实际行动表明，要与孙中山携手并肩，共同为维护共和制度、推动民主革命而努力。他们一起度过了十多年的同心协力、彼此相伴的时光，直到1925年3月孙中山离世。

在孙中山离开人世之前，他一直挂念着祖国和人民，也关心着革命事业。于是，他把“挽救中华民族”的重任交给了宋庆龄和其他下属。宋庆龄虽然感到非常难过，但也深刻理解了丈夫的意愿，决心在以后的日子里，带领大家继续革命，身体力行，走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

宋庆龄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其实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宋庆龄就主张国共两党应该携手合作。她的这个提议虽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没能实现，但无疑是对共产党的一种高度认可，也充分体现了她的远见卓识。

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尽管她身处香港，但始终密切关注着内地的局势。她注意到，在战火连天、日军肆虐的时刻，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身而出，英勇抗战，抵抗外敌。宋庆龄对这些英勇的行为感到非常感激和钦佩。因此，她再次呼吁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

为了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她一直积极筹措医疗器械和物资，克服重重困难，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的后勤保障做出了很大贡献。由此可见，在那些革命岁月里，宋庆龄一直身体力行，推动国家革命力量的进步。同时，她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在开国大典上如果她没有出现，那场面肯定不那么圆满。

邓颖超和廖梦醒前往上海，轮流劝说宋庆龄。

建国前夕，需要先举行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大家共同讨论新国家的创建事宜。新国家坚持人民自己做主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和专制，很多人都真心希望宋庆龄能够出席这次会议。

宋庆龄对北平有着复杂的情感，因为这里是孙中山先生离世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与孙中山先生并肩奋斗的日子。所以，即使共产党高层领导邀请她参加会议，她还是婉拒了。

共产党明白，如果这位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能参加这次会议，将会进一步削弱国民党的合法性，这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共产党高层多次讨论后，决定派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前往上海邀请她。

邓颖超是一位对中国有重要贡献的女性，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她和宋庆龄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两人共同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许多努力。因此，我们党的领导认为，如果由邓颖超出面邀请，可能会让宋庆龄改变主意，接受邀请。

为了这次会议，周总理和邓颖超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周总理亲自写了一封信，邓颖超带着这封信去了上海，邀请宋庆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共产党领导还请来了一位“王牌”，那就是宋庆龄曾经的秘书廖梦醒。廖梦醒是廖仲恺的长女，从小生活在革命家庭，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

成年后，她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了辛亥革命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她加入妇女抗日支援团体，成为宋庆龄的助手，两人关系十分亲密。

由于廖梦醒与宋庆龄一起工作了很多年，她的劝说很可能会影响宋庆龄。根据共产党的计划，廖梦醒首先会去试探一下宋庆龄的想法，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宋庆龄见到了廖梦醒，两人开始了交谈和回忆往事。

宋庆龄在谈话时说，她不愿意去北平，因为她非常想念孙中山先生。如果去了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可能会想起他。但她没有直接拒绝邀请，而是用婉转的话说事情很重要，需要再考虑一下。

廖梦醒和宋庆龄会面后，邓颖超很快来到了宋庆龄的家里，亲自拜访。在交谈中，她还把周总理的信件交给宋庆龄，告诉宋庆龄说，现在时代不同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已经成功，为民主、团结、和平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已经实现，祖国正逐渐摆脱过去的风雨和阴霾，迈向繁荣昌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所有共产党的领导人员都翘首以盼，希望所有其他政党人士都能团结一致，希望宋庆龄能到达北平。大家共同努力，见证新中国的成立，并为新中国的繁荣发展提出一些建议，让新中国拥有不断发展的机会，一起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听着邓颖超的劝说，看着周恩来总理寄来的信，宋庆龄心里犹豫不决，想要拒绝。这正是孙中山先生生前最希望看到的。

她知道孙中山如果能看到如今百废俱兴的祖国，一定会非常欣慰。如果他在天有灵，一定会想要亲眼见证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想到这里，宋庆龄的心里似乎也动摇了。她把周恩来写来的那封信合上，跟邓颖超进行了进一步的交谈。

两人就像冰块开始融化，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宋庆龄也慢慢敞开心扉，他们愉快地谈了很久。最后，宋庆龄说会仔细考虑这件事，但需要更多时间来做出最终决定。

宋庆龄最后同意前往，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邓颖超马上同意了宋庆龄的提议，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她没有收到宋庆龄的回音，心里开始着急。国家大事即将展开，许多事情急需安排，然而宋庆龄迟迟没有答复，他们的计划也只能暂时搁置。

这对他们来说非常让人着急，如果宋庆龄能尽快回复，将有助于后续工作的推进。此外，还有对宋庆龄安全的担忧。当时，我方得到消息，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后，蒋介石仍对宋庆龄这样的重要人物怀有企图，想要将她劫持到台湾。

对于其他人来说，如果她参加了北平的会议和开国大典，她还代表了孙中山先生。这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出席会议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如果去北平，就是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

之后，宋庆龄仔细考虑，最后决定去北京。她认为，投身到新中国的发展中，是对孙中山先生遗愿最好的践行。因此，她接受了邀请。

但是，她也提了三个要求。这三个要求并不是刁难，而是她综合考虑后认为必要的。后来经过我们党的开会商讨，完全满足了宋庆龄的请求。最难解决的第三个条件，也通过更好的方式解决了。

宋庆龄提出了三项请求，连伟人都觉得棘手。

宋庆龄提出的三个条件非常简单。她性格低调质朴，性格中充满了个人的优点。因此，她的第一个条件是希望在前往北平的路上尽可能简单，不铺张排场。这样既节省了别人的时间和行程成本，也符合她晚年一贯低调的生活方式。

第二个条件是想去拜访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治中将军。尽管张治中将军曾经是国民党的将领，但他的功绩和为中国所做的贡献非常值得尊敬。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要求。

但是，第三个条件让领导人有些为难，不是因为做不到，而是因为从礼仪和情分的角度来看，这样做都不太好。宋庆龄提出的要求是：希望可以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自己乘车前往北平，并不希望有人在车站迎接她。

这件事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宋庆龄的地位非常重要，我们党一直坚持平等、团结的原则，对各党派人士都很尊重，自然也很看重宋庆龄。不过，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她也有些想法，所以她从南方到北平的路上，必须得有人陪着，还要有更周全的保护措施，不然她的安全就不太好保障，这是第一个让人头疼的地方。第二个难题在于她的身份。她的地位非常高，如果不去迎接和保护她，那肯定说不过去。

在那段时间里，我党的高层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最终，周总理提出了一个双赢的方案：制定一个迎接人员的名单，让宋庆龄自己挑选迎接人员，这样既尊重了她的意见，也显示了我党的诚意，并确保了她的安全。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当时最好的办法。要实现两全其美并不容易，但采取迂回战术，双方各退一步，才能保证计划顺利进行。

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准时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那时起，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身份，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很多贡献。她用一生的时间去革命，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