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的一个闷热午后，上海交大的校园里还残留着蝉声，康日新刚刚从反应堆工程专业完成毕业答辩，同学拍拍他肩膀半开玩笑：“康工，以后可是要当大领导的人，别忘了请客啊！”当时的他微微一笑，只说了两个字：“看缘。”那一年，他二十五岁，外人眼中的未来星，谁也想不到三十多年后会以“数罪并罚”被押上被告席。

康日新1953年8月出生在山西大同。祖辈务农，父亲退伍后在生产队当队长。家里对读书极为看重，乡亲们常说“老康家灯不熄”。从小学到高中，他成绩始终在前列，性子却不张扬，典型的“闷声做事”类型。

十九岁那年，他拿到水利局杨庄电灌站的工作介绍信。有意思的是，这份基层岗位反而给了他磨练心性的三年。泵房里机器轰鸣，他照例守着仪表盘，别人瞌睡，他却抱着专业书做笔记。1975年秋季，地区里选拔优秀青年工人赴高校深造，他顺位第一，调入上海交大预备班。

大学阶段，他沉得住气。除了课程，几乎所有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甚至把导师的核材料笔记抄了一本厚厚的副本。有人说他太用功，他笑着反问：“资料不多背点，到了现场怕手忙脚乱。”这种严谨让师长器重，也为他日后进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铺平道路。

1978年毕业后，他没有立刻签工作分配表，而是报考了工程师职称考试。那时专门跑北京参加面试，旅馆都住最便宜的大通铺。两年后，他拿到高级工程师证书，被原子能院抢走。1990年代初，国内核工业处于转型期，熟悉反应堆理论又懂管理的人凤毛麟角，他自然顺风顺水。

1996年一次大规模机构调整，中核总公司成立，他被抽调进总部。仅三年工夫，先当泰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再在2003年登上中核集团总经理的位置。一纸任命书下来，“核掌门”名号不胫而走，甚至海外媒体都留意到这个低调的技术官僚。

此时的中核集团已经连亏十三年。康日新一上台即推行“三线压缩”——压费用、压层级、压库存。不得不说，改革很见效：2003至2004财年，集团盈利扭亏，高层年终总结会上掌声响到楼道。国务院国资委给了A级考核，内部工资也涨了几乎一倍。外界将功劳记在“康掌门”头上，他本人却表现得颇为淡然，动辄用“职责所在”四字带过采访。

然而暗流已生。同年，他接触股票市场。最初只是跟朋友小打小闹，两三万买蓝筹试水。短线赚了几次，侥幸心理膨胀。2004年春，他用自有资金撬动第一笔配资，亏得干干净净。为了“翻本”，他盯上集团账面沉淀资金。那时财政制度仍有漏洞，他轻易挪走几千万。念头一旦打开，再难关得住。

2005年至2006年间，康日新在内控系统之外搭出一条隐蔽资金链。公款先流向一家名义上与核电产业毫无关联的境外咨询公司，再从该公司回转至证券账户，层层包装足以迷惑常规审计。短短两年，投入股市的资金突破十亿元，而股市的反复让窟窿越滚越大。

就在资金链最紧张时，浙江三门与广东阳江百万千瓦级核电项目启动全球招标。美国西屋公司与法国阿海珐势均力敌，但技术评价小组原本倾向美国。招标书、评估报告、价格体系，这些资料级别极高，却通过康日新的渠道被塞进阿海珐方面的保险柜。事后法国媒体披露，一名叫保罗·费尔腾的项目经理被中国方面短暂扣留，侧面坐实了泄密事件。

核电站核心参数一旦外泄，不止是经济损失，更关乎战略安全。2008年，相关部门在常规审计里发现财务异常。继续深挖，竟扯出与外企频繁往来的加密邮件。侦控组查阅硬盘记录，发现多个涉密工程文件的复制痕迹。为避免打草惊蛇，调查持续两年才收网。

2010年11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庭审伊始，检方首先以“挪用公款、巨额受贿”起诉。量刑意见书摞成一沓，金额合计十八亿元。旁听席里，曾在他手下干过的工程师低声感叹：“要是早知道，宁可不要加薪也别换这祸。”

经济罪名之后，是更沉重的叛国指控。公开材料有限，但从庭审话语能拼出轮廓——康日新通过第三国中间人向外方交付数十份涉核机密，换取资金回补股市亏空，同时为某些竞标方提供“不对称优势”。在卷宗中，有位办案人员记录他的一句话：“我只是想把窟窿补上，没想那么多。”这句辩白苍白无力，法庭宣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消息对外只字未提核泄密，官方通报统一口径“经济问题”。直到2012年，军事学者金一南在演讲里点名批评“康日新之流出卖国家安全”，公众才知其间谍身份几乎板上钉钉。虽然没有更多细节披露，但核工业体系内部早已进行了全面安全复盘。

2016年9月6日，再审结果将无期改为二十年。量刑变化原因，外界推测与“立功表现”有关，细节仍被列为绝密。如果刑期不再调整，他将在2036年9月5日刑满。那时，他八十三岁，早已错过技术更新迭代，也失去昔日荣光。

值得一提的是，他被捕后，中核集团紧急修订信息分级制度，增设“红线岗位双人双岗”；同时，重大招标流程植入第三方监督，关键节点录像存档十年。多名分公司高管因此职位被轮换，技术人员签订新版保密协议，用印和数据外传需两套授权。业内人士形容：“康案”之后，核工业的安全闸门从两道变成三道。

有人纳闷，他身居高位、薪酬优厚，何以沉迷股市？心理专家分析，长期高速晋升易让人产生“决策全能”错觉，一旦投机获利，又容易认为风险可控。康日新正中了这种“权力幻觉”与“市场幻觉”的双重陷阱。试想一下，一旦在数字游戏里赔进去几亿，再理智的人也可能疯狂。

同案调查档案显示，他日常极克制。喜欢打扑克牌，却只押最小底注；开车永远限速；光顾的餐馆常年一家。朋友们至今难以将这种“淡泊”与十八亿亏空联系在一起。可见，表象稳重不等于内心坚守，人在利益洪流里，最脆弱的往往是原则。

康日新的党籍在案件曝光当晚被紧急除名，中央委员资格亦随之撤销。山西老家曾有人叹息，说小时候的康日新“仗义、讲分寸”，谁能想到走向深渊。叹息归叹息，国家安全容不得侥幸。一旦越线，再高的职务也挡不住法律的铁门。

如今案件卷宗尘封，公众无从再见细节。但对核工业从业者而言，这个名字成为反面教材。培训课上，讲师打开投影，会先出现一长串保密守则，紧跟着就是康日新的黑白照片。每一次讲到这里，教室总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噪音。

时间回到那句“看缘”，从校园青涩到高层权柄，缘给了他机会，也给了他诱惑。遗憾的是，他最终亲手撕碎了自己一度辉煌的履历。

延伸：核安全体系的“人因”隐患与补救路径

核设施安全一向以技术壁垒见长，但康案暴露的是“人因”漏洞。设备再先进，操控的人一旦失守，技术优势瞬间化为空洞。2009年前后，国内核电站陆续引进数字化仪控系统，黑客攻击难度增大，却挡不住内部人员“主动送钥匙”。于是，体制层面的补救举措必须从三方面着手。

第一，分类分级之外要做情境化评估。过去保密等级往往和文件涉及的项目、核心参数挂钩，却忽视同一份资料在不同时点的敏感度差异。例如，招标期的价格清单价值远高于项目落地后。康案被查后，集团增设“时效敏感标签”，文件进入关键阶段自动上升安全级别、限制访问，倒逼流程实时更新。

第二，薪酬缓冲机制。虽然高管收入不低，但与民企相比仍有差距。若内部奖励无法对齐市场收益，灰色动机更易滋生。为此，中核系统引入延期支付、绩效追索与家属教育三位一体方案。简单说，奖金分三年到账；若当事人出事，上一周期全部追回；对家庭成员同步签署联合承诺，堵住“家人代持”口子。

第三，常态化心理筛查。技术人员长年处在封闭环境，信息受限、压力巨大。传统政审着眼政治背景，却缺乏情绪风险评估。目前，多家核电企业与高校心理中心合作，建立AI+人工双通道预警。情绪曲线异常、消费行为突变、对外社交频繁等迹象被系统标记，后台将触发访谈或轮岗建议。虽然无法百分百杜绝黑天鹅，但能把风险提前压缩到最小。

康日新已成过去，可“人因”问题依旧现实。唯有技术壁垒加人性监测双管齐下，才能让核盾牌真正坚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