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23日，在人民解放军的政治瓦解压力和军事进攻下，盘踞在山东省东明县的国民党第17纵队中将司令率部5000人部下起义，通电全国。

可就在不久，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之际，杜淑后来却又叛逃了？

究竟什么原因，他在起义之后又转向敌人的阵营呢？

高树勋运动春风起

故事的序幕，要从1945年10月的一次重大起义说起。当时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在河北磁县马头镇率领两万余兵力脱离国民党阵营，成为内战前夕首举义旗的高级将领。

这一义举迅速引发连锁反应，中共中央顺势发起"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有识之士效法高树勋，站到人民立场上来。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与冀鲁豫区党委迅速响应中央号召，将瓦解目标锁定在东明县城的杜淑部。

这个盘踞一方的国民党纵队，如同楔入冀鲁豫解放区的一颗毒钉，时刻威胁着根据地安全。而纵队司令杜淑的人生轨迹，本身就充满了复杂与投机的色彩。

这位山东聊城籍将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算得上科班出身的军事人才。早年投身阎锡山麾下，凭借资历一路升任旅长，后来又转投上官云相部，甚至坐到了军长的位置。

但非嫡系的出身让他始终备受排挤，在国民党军队中郁郁不得志。抗日战争时期，他更是背弃民族大义，率部投降日军沦为汉奸，直到日军战败投降，才摇身一变挂上"地下爱国军"的招牌，被国民党收编为第17纵队司令，奉命驻守东明。

即便换了新身份，杜淑的处境并未改善。国民党当局始终将他的部队视作杂牌军，不仅处处设防，还在武器弹药和粮饷供给上百般刁难，摆明了要让他们充当战场炮灰。这种内外交困的境遇，让中共方面看到了争取杜淑部的可能性。

一条意外的人脉线索成为破局关键：杜淑的叔伯侄子、特务团团长杜光韬，与冀鲁豫军区第5军分区副司令员宋励华是姨表兄弟。

这层亲属关系被组织敏锐捕捉，宋励华受命承担起劝降重任。初次接触中，宋励华便看出杜光韬尚有爱国之心与正义感，晓以民族大义劝其弃暗投明，承诺为其保留立功赎罪的机会。

被说服的杜光韬主动承担起联络重任，他以亲人身份与杜淑推心置腹，终于撬开了这位司令的心扉。杜淑向侄子吐露了内心的苦闷：

既不满国民党的猜忌排挤，又苦于投共无门的窘境。见状，杜光韬适时引荐："我的表兄宋励华是中共重要干部，你不妨与他面谈，摸清情况再做打算。"

1946年春，杜淑主动邀请宋励华前往东明谈判。谈判桌上，宋励华不仅详细阐释了中共的宽大政策与国内外局势，更直击要害地指出："唯有投靠人民，才是你我军人的唯一出路。"

针对杜淑最关心的部队编制、个人名誉及装备补给问题，宋励华给出明确承诺：只要起义，过往劣迹一概赦免，部队建制保持不变，杜淑仍任师长。

这番承诺让杜淑面露喜色，但他并未当场应允，只称需要时间考虑。中共方面敏锐察觉到，杜淑并非不信服政策，而是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在两条道路间举棋不定。眼见劝降陷入僵局，人民解放军决定以武力施压，迫使杜淑做出最终抉择。

兵临城下举义旗

1946年5月中旬，军事压力如期而至。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第19旅、第20旅奉命主攻东明，军区五分区第21团及独立旅两个团负责打援，对县城形成合围之势。

其实早在当年二三月份宋励华谈判期间，随行的警卫人员就已暗中完成了攻城准备，此刻各项部署已然就绪。

攻城战打响后，解放军的凌厉攻势让东明守军伤亡惨重。杜淑站在城楼上目睹战局，深知破城被俘已是必然结局。5月23日，他终于下定决心，通电全国宣布起义。

随后，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师，杜淑任师长，宋励华任副师长，齐琏担任师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5月27日，宋励华与齐琏率领四十余名政工干部进驻部队，拉开了改造这支旧军队的序幕。此前，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玺、司令员王秉璋已专门接见齐琏，明确了改造任务与政策方向。

面对部分干部"优待杜淑过于宽容"的质疑，纵队司令员杨勇耐心解释："若强行攻城，我军至少要付出五百人的伤亡代价，策动起义正是为了避免无谓牺牲。"

张国华政委则更清醒地指出隐患："这支部队成分复杂，反动势力根基深厚，改造难度极大，必须时刻掌握其思想动态。"遵照首长指示，宋励华频繁与杜淑、杜光韬叔侄接触，通过日常往来观察其思想变化，及时掌握部队核心动向。

在政工干部的努力下，部队中零星出现的不满情绪与违纪行为得到初步遏制，未引发大的动荡。但平静之下，危机正在悄然酝酿。6月中旬，杨勇特意叮嘱齐琏："务必与军区保持密切联络，密切监视部队动向，以便及时应对突发情况。"

这一警示很快得到印证。随着蒋介石加紧备战，美军为国民党装备四十个机械化师的消息传来，加上"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等谣言的传播，杜淑部的反动气焰再度抬头。齐琏与宋励华敏锐察觉到危险，立即向军区党委汇报，请求迅速采取应对措施。

6月26日，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幼平来电，命宋励华全面主持师部工作。两人随即召开团以上政工干部会议，制定出三套解决方案：其一，撤销独立师建制，将部队分散编入第7纵队；其二，若第一方案不可行，则调出连以上军官送校学习，另派干部接管指挥权，保留部队建制与杜淑职务；其三，将部队划归民主建国军，调离冀鲁豫前线。为防不测，他们还安排专人以观光名义将部分关键军官调离部队。

叛逃在即施对策

6月30日晚，齐琏向军区汇报方案时，多数同志力挺第一方案，认为"必须吸取吴品三事件教训，防止起义部队叛逃时裹挟我方政工干部"。

但司令员王秉璋主张先请示刘伯承、邓小平首长，众人遂决定暂缓行动，等待上级指示。

7月2日凌晨，宋励华送来紧急密报：杜淑核心集团已制定计划，将在五日内带部队叛逃。形势骤然升级，7月3日凌晨，王秉璋传达刘邓首长电示："不同意武装解决，可在其逃跑途中予以歼灭，但未叛逃前不得解除其武装。"

齐琏当即提出疑问："杜淑叛逃情报确凿，若其逃跑时第20旅无法及时回援，又不能动用民兵，我方政工干部恐被劫持，届时无法与军区联络该如何处置？"王秉璋沉思片刻后授权："情况紧急，你速回师部，若遇极端情况可随机应变。"

回到师部后，宋励华与齐琏紧急磋商，要求各团领导保持冷静。但这种刻意的平静反而让杜淑产生疑虑，加速了其叛逃准备。

7月3日傍晚，杜光韬再次密报："杜淑已下令第1团今晚12时向长垣方向移动，全师随后向南逃往陇海路。"

就在两人研究对策时，午夜钟声响起，第1团已按计划向长垣方向开拔。结合骑兵团驻守菏泽西南五坝岗的部署，他们立刻识破杜淑的声东击西之计："他派第1团西撤引开骑兵团，实则想保全主力南逃陇海路。"

危急关头，他们果断采取紧急措施：连夜调集两千名民兵，在天亮前对独立师主力形成包围，只造声势不开枪；同时将独立营政工干部与3、4团干部集中到政治部统一保护。黎明时分，民兵完成合围，部队叛逃势头被暂时遏制。

更令人振奋的是，杨勇接到报告后亲率骑兵团，按预定路线在淮阳南沙沃村截击第1团，将其全歼。当齐琏把这一消息告知杜淑时，他难掩失落，颓然低下头去。

8月13日，张玺传达刘邓首长新指示："将独立师划归民主建国军建制，三日内护送杜部至邯郸。"齐琏随即奉命前往邯郸面见邓小平，邓小平明确指示："速将部队送出冀鲁豫，具体事宜由李达参谋长安排。"李达则告知："已电告中央局，部队送达冀南后，后续事宜由冀南军区负责。"

返回途中，齐琏与宋励华面见副司令员刘致远，对方特别叮嘱："切勿让杜淑带枪离开，待其启程后再派车运回武器。"

但难题随之而来——高树勋已致信杜淑，明确要求其"率部携械前来，归建时需清点枪支弹药及物资"。果不其然，当齐琏等人劝说杜淑徒手前往时，遭到坚决拒绝："身为一师之长，徒手赴任与俘虏何异？不让带枪，我绝不离开。"

贪念作祟终叛逃

当时晋冀鲁豫战场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整编第3师赵锡田部正从商丘向北进犯，而护送杜部的期限已过。权衡之下，齐琏、宋励华与陈明绍商议决定，遵照高树勋信函要求，允许杜淑带枪前往邯郸。

8月24日，杜淑率部启程。六天后部队抵达广平县城时，突然接到中央局急电："杜部就地待命，齐琏速赴肥乡接受新任务。"齐琏安置好部队赶赴肥乡后得知，邯郸局势突变，遂奉命将杜部转移至肥乡城东南的北杜家村。

转移途中，杜淑终于露出獠牙，趁机带领部分亲信向安阳方向逃窜，还劫持了两名我方政工干部。消息传来，师参谋长杜光立即向齐琏报告了其逃跑路线。

齐琏迅速与高厚良、甘思司令员会商，命令三分区副司令员率一个团火速赶赴北皋河设伏。

当杜淑率部窜至流河时，早已等候在此的我军立即发起截击。被劫持的我方干部高声呼喊："放下武器，听候处理！"杜淑所部猝不及防，纷纷缴械投降，两名团长当场被俘。

危急时刻，狡猾的杜淑在马上高声喊道："不要开枪，你们邓政委就在这里！"

正是这声呼喊让战士们稍一迟疑，杜淑趁机策马狂奔，侥幸逃脱。关于其叛逃的深层原因，杜光后来向齐琏解释道："杜淑其实心里清楚，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终将胜利。

但他一是吃不了解放区的苦，更重要的是，始终惦记着在国民党任职期间搜刮的不义之财。"

有趣的是，叛逃后的杜淑并未再投靠国民党军队。或许是看清了国民党的腐朽本质，或许是担心因反复无常而被清算，他最终选择隐匿行踪。

1948年3月，这位一生投机摇摆的国民党中将在落魄中暴毙，结束了其充满争议的一生。

杜淑的故事，成为解放战争时期部分国民党军官复杂心态的缩影。他们既不满国民党的派系倾轧，又无法割舍旧官僚的特权与贪念；既看到历史潮流的走向，又难以摆脱个人利益的羁绊。

这种矛盾最终导致其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频频出错，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结局，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