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开国元勋中，唯有教员一人被尊称为战略家。

我国人民崇尚“盖棺定论”，对于离世的大人物，往往以特定的称号来对其一生成就进行简练的总结，此在古代被称为“谥号”。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已摒弃了谥号的沿用，但实则涌现了不少荣誉称号与头衔。

诸如朱老总、彭老总以及刘伯承等军事领域的杰出代表，均享有革命家和军事家的崇高称号。刘伯承在军事教育领域更是成就斐然，因此，他亦被尊称为军事教育家。

像周恩来、邓小平等既有军事经验，也涉及到外交的领导人，除了军事家等称号外，还有外交家、政治家等称号。

然而，关于“战略家”这一尊贵的称号，我查阅了相关资料，确凿无疑，唯有教员一人享有此殊荣。

有人或许会提及粟裕，粟裕的确具备战略家的风范。然而，这一称号并非官方所赋予，而是由他人所称呼，故而只能算得上是无冕之军事战略家。

01

战略家必研战略。

《战略问题》乃我党教员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所著的一篇军事论著，此文实则与《论持久战》相辅相成，堪称姊妹篇。

一是阶级斗争的激烈交锋，二是民族解放的英勇抗争。

《战略问题》的核心议题是围绕阶级战争的战略层面展开，具体涉及国内军阀间的斗争；而《论持久战》则着重探讨民族战争的战略层面，主要针对以侵华日军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论述。

将两篇内容融合，共同构筑起了探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宏大议题。

这两篇教员的论述，高屋建瓴地审视国家大局，对中国军事领域的战略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

撰写这两篇文稿之际，红军尚处于力量薄弱的阶段，藏身于深山沟壑之中，被蒋介石诬称为“匪军”的少数武装力量。

那个时候在国内外各方势力眼中，共产党是小党，是被国民党压迫的让人同情的小党。

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才算打出了名声，国共两党也成了世人公认的中国的两个大党。

昔日，无人看好，即便是苏联这位曾经的“老大哥”，亦不认为中共能够与国民党和蒋介石抗衡。

坦白而言，在党内，除却教员之外，实在鲜有人能够与老蒋相抗衡。

时下，众多人对老蒋颇有微词，皆因他曾在教员的严厉整治下变得顺从至极。在走投无路之际，方才将种种缺陷暴露无遗。

在那个时代，无论军阀势力多么庞大，资历多么深厚，几乎都曾遭受过老蒋的整顿。无论是沙场上的交锋，政治舞台上的角逐，还是在黑白两界的较量中，无人能敌过老蒋，即便是当年的红军也不例外。

然而，随着教员的横空出世，英明神武的蒋委员长便沦为背景，成为了众人纷纷嘲讽的“运输大队长”与“微操小王子”。

相较于老蒋，教员并非不重视细节，然而在战略布局上，二人之间的境界实乃天差地别。

发表言论需有坚实的支撑，本文将不深入探讨《战略问题》的详尽内容，而是聚焦于其前因后果的背景介绍，借此让你领略何为真正的战略家。

02

《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完成。

这时刻是亮点。

展望未来，仅十余日便将迎来西安事变的历史时刻。对于中共而言，其性质如何，熟知者自明。

紧随西路军之败与张国焘的批判之后，便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拉开序幕，红军亦随之改编为八路军。

回顾往昔，瓦窑堡会议于去年十二月隆重召开。会议结束后，教员即刻率领部队东渡黄河，踏上了征途。

1936年十月，红军的数支主力部队相继实现了伟大的会师。随后，他们便着手根据苏联所承诺的军事支持，精心筹划了一系列战役。其目的在于突破封锁，取得远方的援助，然而最终未能如愿以偿。

西安事变爆发后，相应的援助计划便随之搁浅，最终甚至未能见到分毫。

显而易见，在着手撰写《战略问题》之际，教员正处在一个极为繁忙的时期。

尽管面临诸多棘手的难题亟待解决，教员仍不吝抽空搜集了大量资料，最终完成了这篇文稿的撰写。

这表明，撰写《战略问题》既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否则无权占用教员宝贵时间。

毛选题记中言：这部作品，旨在汇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彼时作者曾在陕北建立的红军大学中进行过专题演讲。

据此而言，本文旨在归纳经验，成文之后，曾在红军大学进行了一次专题演讲。

“此书系1936年秋季，作为红军大学的教材而创作。”

然而，该文内容确实凝练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精髓，对此，教员亦曾在1961年于广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所提及。

“若无那些胜利与失败的经历，未曾历经第五次反“围剿”的挫败，未曾踏过万里长征的艰辛，我的那本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简册便难以问世。”

撰写以总结经验为目的的文字，与旨在编撰教本的写作，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教本用于培养军事干部和教员。

为何我们的这一标识，总习惯以“教员”之尊称来唤及主席，其实这一缘由，我在《毛选笔记》的首篇中早已阐释清楚。

相较于对教员功绩的颂扬，我深信传承教员的思想与理念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我们不应仅以教员之名义为自己的不公之鸣寻求依托。

学习就是传承。

03

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红军之所以能够顽强生存，关键在于全军的团结一致，以及军民之间的紧密协作，这主要源于精神层面的高度统一。

自第五次反“围剿”的挫败，直至万里长征在陕北扎根，红军内部显现出一个显著不足，即高级将领间对战争缺乏统一而根本的认识。

简而言之，缺乏核心军事理念，不成体系。

那时的红军将领，皆凭借卓越的战功与非凡的才能崭露头角，无一不是英勇之辈。

照李云龙的说法，我简直是军事奇才，天生便精通军事地图的解读。只需一瞥等高线，便能立刻辨识出道路的走向。老李我打战的技艺，乃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赵兄，您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卓越之人天生便以让他人心悦诚服为己任，而自身却保持着独立不羁，不轻易屈服于他人。

起初，军队中的高层并非对教员抱有全然的信服。

例如项英，他对教员的军事才能表示认可，然而这种认可并未达到深信不疑的地步。正因如此，在皖南事变爆发前夕，他对于教员的军事建议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

又如林彪，在长征途中，当教员重新掌管军事指挥权后，为避开敌军主力，他常常选择曲折的行军路线而非直行，此举使得部队内部意见纷纷，林彪也曾公开表示不满，甚至要求教员辞职，对教员的军事指挥决策表示不信任。

再以博古与李德为例，遵义会议后，我军首战失利，博古竟出言不逊，看来即便是有经验的理论家，亦不免有失水准之时。

显而易见，当时众人普遍认可教员在军事领域的才能，认为他在这一方面确实颇具实力，但远未达到毫无保留地信服的程度。

印象未建立。

地位并非仅凭占据一席之地便能他人心悦诚服，唯有展现出真正的才能与实力，方能赢得他人的信服，进而使他人在言听计从。

领导者亦然，真正的领袖在于能够凝聚多少人追随，若无人听从，即便身处高位，仍不免会受到欺骗与愚弄。

当时，教员为撰写《战略问题》这本小册子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即便在时间紧迫的背景下，他依然倾注心血，广泛查阅了众多资料。

1964年，在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会晤之际，教员曾言：

“1936年，红军大学邀我就革命战略问题进行授课。于是，我深入研究各类参考资料，思考如何归纳总结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着手撰写讲义。”

我研读了国民党的军事文献，并深入探讨了日本、俄国以及西欧国家的军事理论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作品，以及苏联编纂的军事资料，以及我国古代兵法《孙子兵法》等。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总结我国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

若非被委以教书之任，我自是不会动笔。然而，担任教员一职亦有其益处，那便是能够梳理和整理自己的思想。

浏览了众多基于参考资料编纂的讲义，教员采取此种方式，实则并非为了彰显其军事才能。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实则蕴含着极大的价值。

在瓦窑堡会议上，教员确立了针对日寇战争的战略蓝图，并明确指出，我国接下来的核心任务是“集结备战对日作战的力量”。

在军事领域，除了筹措资金与粮食等常规性准备工作外，还特别注重军事素养的全面提升。

便设立一个专项培训班，将一线的核心指挥官们分批次召回，传授他们战争的艺术，以及抗击日本侵略的策略。

在教员的视角中，这并非仅仅是传授军事知识这般简单。

04

浏览过我们前述篇章的读者或许都已明了，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处境极为艰难，面临着随时可能覆灭的严峻威胁。

当时，教员甚至提出了一个“二次长征”的宏伟构想。

历经长征抵达陕北之后，红军随即着手制定备选行动计划，这一举措充分揭示了彼时红军所面临的困境之深重。若非已至绝境，教员断不会提出如此设想。

即便身处如此时刻，教员仍旧对红军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与精心策划。

重点在抗日战争。

嗣后于洛川会议上，教员将游击战术提升至战略层面，今日看来，此举显然旨在确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当时，众多将领对这一点尚存疑虑，唯有在会议上，贺龙与关向应二位明确表态，坚定地无条件支持教员。

在早期的瓦窑堡会议中，教员尚未完全成熟其思想，然而，那时他已敏锐地预感到，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红军亟需培养一批能够从战略层面深思熟虑的将领。

我们已确认思路正确。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我国各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构建情形错综复杂。那些仅精通军事，却对全局缺乏认识的将领，往往难以妥善解决一系列复杂难题。以当时的山东为例，军队与地方领导之间的矛盾尤为尖锐。

此《战略问题》的教诲旨在明确，其核心宗旨在于培育具备全局视野的卓越作战指挥人才。

文中对此已有明确阐述，教员曾言：“若仅能适用于特定兵团、特定地域及战争进程中特定阶级，便是停滞不前，缺乏进步与发展。”

“需大型战争指导者。”

中共之所以能在抗日战争期间崭露头角，其背后的原因实则一目了然。这是因为我们的教员敏锐地察觉到，抗日战争或许正是红军崛起的契机，因而他早早便着手布局，其中军事人才的储备仅仅是其中的一环。

非但布局本身便能确保收获，实则提前的多重准备，方能为实现最佳成果创造可能。

无战略，此地边戍。

05

1936年6月1日，西北红军大学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红大初创之际，教学设施颇为简陋，教室与学员居所均为石窑洞所筑，室内陈设亦以石制桌椅、石黑板为主。

教员曾以轻松的口吻戏谑道：

“看来我们真要回到石器时代了。”

西安事变落幕之际，恰逢教员完成《战略问题》的演讲。自此，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即那所闻名遐迩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抗大。

昔日于中央苏区创办军事院校之际，教员曾明确指出：“国民党拥有黄埔军校，我党亦当设立红埔，将红军学校打造成孕育我党军事与政治人才的摇篮。”

步入抗日年代，该校的使命随即调整为，致力于培育抗日所需的军事与政治人才。

指导员随即指示，要求前线的各级指挥员们前往瓦窑堡的红大进行学习。然而，正当课程进行之际，一股国民党军队突然发起对瓦窑堡的进攻，迫使我们将学校迁移至保安继续授课。

红大成立后，初设三科。

首课为高级指挥课程，其中绝大多数学员均为师级或以上级别的干部。第二课程面向团营级别，而第三课程则针对连排级干部。

红一师的耿飚、谭政、杨成武，红二师的刘亚楼，红四师的陈光、彭雪枫、黄永胜等，皆为赫赫有名的资深指挥官。

纵使他们日后声名显赫，此时的他们却正值青春年华。红大一期一科，学员名单上赫然排列着41位（亦有38人一说），均为军师级人物，然而他们的平均年龄却仅有27岁。

在这片土地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可谓是稀有之才，大多数人的学历仅限于中小学水平，更有甚者，他们出身于未曾受过一日学堂教育的放牛娃行列。

换言之，其中不乏李云龙式的硬骨头，皆不轻易向他人低头。

起初，一名学员对教师的教学质量提出异议，认为这些老师的水平不尽如人意，导致红大一期新生开学伊始，便更换了多位教师。

最终，教员不得不进行了一番训示：你们应当尊重教师，既然已经更换了多位教师，若依旧有所异议，那也不过是他们能力远胜于你们。总之，不要再提出任何异议了。

尽管声称不鼓励提出意见，但在师资配置方面，实则进行了诸多调整，众多资深专家纷纷加盟。

教员亲自登台授课，深入解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部署，同时亦涉猎哲学领域。

当时的一把手张闻天专研政治经济学，红大校长林彪主讲战役学，而屡遭战败的李德则负责教授战术学，此外，还有凯丰、吴亮平等一批杰出人才。

红大师资雄厚，特色明显。

全校教职工，除去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的教员，包括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一科科长陈光以及政委罗荣桓等，他们不仅是学校的工作人员，更身为学员。

红大，系教员倡议改建而成，该校最顶尖的军事战略课程，更是由教员亲自讲授。

此处可见，教员同样注重细节，且亲自过问，然而其关注点与老蒋截然不同。

教员着重于思想引领，确保关键政策的贯彻执行，并严格把控关键人物。

在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指令甚至延伸至连排层级，对于一挺机关枪的配置，亦需详述数语。

时至今日，我们不禁能想象，那位某国军连长二狗子，在接到蒋委员长的指示时，脸上那副困惑与惶恐的神情。

06

这位教育者在军事教育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是否成功培养出几位优秀的学生呢？

罗荣桓是“荣誉课代表”。

罗荣桓极信服教员。

罗荣桓参军后，始终跟随教员。

在追随教员攀登井冈山的那个年代，罗荣桓尚且不过是一名连队的代表。

1929年，罗荣桓再次随教员一同踏上了下井冈山的征程，进而向赣南进发。当部队抵达赣南与闽西的交界地带时，教员审时度势，决定采纳分兵游击、广泛发动群众的战略方针。

罗荣桓曾任三纵队第九支队党代表。

至1931年，一方面军正式组建之际，教员担任总政治委员之职，罗荣桓同志亦晋升为红四军政治委员，与此同时，林彪同志则担任红四军军长一职。

长征伊始，罗荣桓担任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该军团在湘江战役中肩负着断后的重任，却不幸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罗荣桓能够幸存，实属侥幸中的侥幸。

随后的黎平会议决议中，红八军团的番号及其编制遭到撤销，罗荣桓同志亦被调任红军总政治部，担任巡视员一职。

在与张国焘决裂之后，罗荣桓仍旧忠诚地追随教员，担任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政治部的副主任。

至1936年，随着红大第一期课程的启动，罗荣桓便被调离红一军团，转至瓦窑堡深造。

昔日，教员于红军大学讲授《战略问题》，其讲义竟以敌方传单为载体印刷。传单一面光滑，另一面则略显粗糙，印刷出来的文字因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观之不甚美观。

讲义教员赠予罗荣桓。

罗荣桓的秘书回忆道，他对这本字迹略显模糊的小册子情有独钟，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每当闲暇时刻便会取出阅读，册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与圈点见证了其深厚的阅读痕迹。

随后，罗荣桓奉命被调往山东，那本小册子亦随他一同来到了山东。

罗荣桓对“把握其特性与促其发展”的见解独到深刻，在山东指挥抗日斗争期间，巧妙地创制了闻名遐迩的“翻边战术”。

“先击弱敌，再战强敌，各自为战，互不干扰。”这便是对教员军事战略思想的精炼总结。

罗荣桓所创之“翻边战术”，正是对“各打各牌，互不相扰”这一战略思想的巧妙运用。

简言之，翻边战术即敌来我往敌进我进战术。

此翻边战术，需在洞悉敌方，尤其是正面敌人的动向之后，趁其包围圈尚未严密闭合，仍存在较大缝隙之际，挑选敌方薄弱环节，自根据地穿越边沿游击区，“翻”入敌方纵深，旨在扰乱敌方部署，挫败其“扫荡”计划。

此战术挫败了敌军对抗日根据地的侵蚀策略，反而使得我军随着敌军的扫荡而不断壮大。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壮大与强化，与这一翻边战术的实施密切相关。

罗荣桓自连长起步，终位列开国十大元帅之列，其成就非仅凭资历之深便可轻易概括，实乃真才实学使然。

07

罗荣桓之所以能从教员那里汲取真知，掌握真本事，绝非偶然之事。

他对教员的思想与方法论的学习，持有独到的见解。

罗荣桓在致其子罗东进的信函中，谈及了如何研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所谓以问题为导向研读毛主席著作，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在书本中搜寻现成的解决方案。历史不断向前演进，事物千变万化。因此，我们也不可能期望前人能为我们预备出万能的药方。

罗荣桓研读《战略问题》所取得的成就，远不止于提出了一种颠覆性的战术。

在昔日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名将辈出，然而罗荣桓却脱颖而出，成为了该根据地的领军人物，此等情形在全国亦属罕见。这一成就，与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宏观视野密不可分。

随着抗日战争步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深水区，教员已开始深思熟虑东北局势。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坚定地预言：日军的败局已定。

鉴于这一论断，教员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日军投降之后，如何从侵略者手中收回东北领土的问题。

东北问题的核心实则在于山东，审视地图可见，山东半岛地处华北平原与皖苏平原长江三角洲的正中央，堪称华北与华东两大区域之间的关键枢纽。

山东不仅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同时也是人口众多的省份，“若山东闭关自守，则易于衰弱乃至灭亡；若能主动出击，则足以强大自身，成就大事。”

山东地处东北、华北与华东的战略交汇点，占据此地，即可掌控全局，为掌控全国战场争取先机，对东北的争夺也将更为有利。

自右至左，逐一辨认：萧劲光、杨尚昆、罗瑞卿、关向应、肖克、罗荣桓、谢觉哉、贺龙、徐海东。

随着解放战争的展开，蒋介石方才领略到山东战略地位的关键性。然而，待他下定决心采取严厉措施时，形势早已不容挽回，犹如黄花菜已凉。

老蒋比教员差。

即便红军尚身处偏僻的山谷，教员便已着手筹划抗日战争的未来。在抗日战争尚未画上句号之际，他已着手为未来的局势布局，未雨绸缪。

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沿，这正是战略家卓越远见的体现。

当时，115师的代理师长陈光所处的地位略高于罗荣桓。然而，在山东地区，陈光未能妥善协调各方关系，仅仅维持了局势的稳定，并未能建立起决定性的优势。

1942年，在教员安排刘少奇从华北返抵延安参加关键会议之际，特别嘱托他途经山东一游，并全权代行中央之命，负责处理山东地区的事务。

此后，教员便作出决策，指派罗荣桓负责山东地区的领导工作，并将陈光召回延安接受进一步的学习与培训。

1943年3月12日，八路军115师与山东纵队正式更名为山东军区，两支部队自此合并，成立了全新的山东军区。

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罗荣桓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同时兼任115师的代师长与政治委员职务。同年九月，罗荣桓又被任命为山东分局的书记。

罗荣桓肩负起山东地区一元化领导的重担，党、政、军各项事务均由他一手掌舵。

在此阶段，罗荣桓将于学忠逐出山东，同时亦阻止了李仙洲进入该地，使得整个山东在他的操控下成为了一块坚不可摧的铁板。至1945年，山东的五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并与华中、翼鲁豫解放区建立了直接的联络。

教员对罗荣桓予以高度评价：“全面占据了山东的战略要地，将所有关键线路纳入包围之中”、“在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关键区域，成功开展了关乎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业。”

此夸赞甚高。

教员对罗荣桓在山东所取得的业绩，感到异常欣慰，满意之情溢于言表。

1963年年末，罗荣桓在北京不幸离世，导师感慨万分：“你今逝去，国家面临难题，谁能咨询？”

被教员赞誉为可共度一生的战友与学子，不幸先行离世。

遥忆往昔，教员双手叉腰，挺立于红大教室的门口，目光所及，尽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罗荣桓等人听他风趣地调侃道：“这洞中修炼，你们可真是元始天尊的真传弟子呢！”

他再次转身询问罗荣桓等人：“你们打算何时启程下山？”

“练好本领就下山。”

“你们下山，蒋介石可能得上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