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台湾地下党覆灭记》《蔡孝乾传》《红色特工在台湾》《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等相关历史文献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82年10月的台北，秋雨连绵。

一栋普通的住宅里，74岁的蔡孝乾躺在病床上，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回忆录手稿，那是他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写成的《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

在这本回忆录的扉页上，蔡孝乾用颤抖的笔迹写下了四个字。这四个字，成为他对自己1950年那个改变一生的抉择所做的注解。

32年前的1950年，蔡孝乾是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掌握着整个台湾地下组织的核心机密。

当年4月27日，他在嘉义第二次被捕后，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将台湾地下党的全部名单和盘托出。

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展开大规模抓捕行动，1800余人被捕，1100余人被处决。

这其中包括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华东局特派员朱枫等重要人员。

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经营多年的情报网络全线崩溃。作为叛变的回报，蔡孝乾不但没有被处决，还在1956年被破格晋升为少将。

这个曾经参加过长征、担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长的老革命，走上了背叛的道路。32年后，当他在回忆录扉页写下那四个字时，试图为当年的选择做出解释。

【一】从台湾孝子到革命青年

1908年，蔡孝乾出生在台湾彰化县花坛乡一个普通家庭。那个时代的台湾，正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

蔡孝乾的祖先是300年前跟随郑成功到台湾的福建移民之一，祖父是私塾先生，父亲蔡涂在一家粮店当账房先生。

蔡孝乾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叫蔡坤。幼年时，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林氏因病长期卧床不起。

年幼的蔡孝乾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照顾母亲吃药、擦洗身体，还要操持家务，做完这些才能去上学。

路上，他会捡拾田螺带到学校，请校工烧熟当作午饭，尽量减轻家庭负担。

这样的日子让蔡孝乾经常迟到，老师多次体罚他。直到有一天，老师清晨到他家中访查，才发现了他每天早起照顾母亲的真相。

这份孝心感动了全校师生，校长特意在他的名字"蔡乾"中加入"孝"字，改为"蔡孝乾"，从此这个名字就传开了。

1914年，6岁的蔡孝乾进入日本人办的彰化公学校读书。殖民地教育体系下，台湾学生受到诸多歧视和压制。

蔡孝乾亲眼目睹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的剥削和欺压，这些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1922年，蔡孝乾从彰化公学校毕业，成绩优异的他留校担任代课教员。

第二年，他在台中教员养成所讲习会取得了正式的教员资格，年仅15岁就成为一名教师。

这个时期的台湾，新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发展。1921年，台湾本土精英林献堂等人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主张文化启蒙和民族自觉。

年轻的蔡孝乾接触到文化协会的刊物，开始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和理论。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下，越来越多的台湾知识青年开始思考民族的出路和未来。

1924年春天，16岁的蔡孝乾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父亲和台湾文化协会的资助下，他离开台湾，前往上海求学。

当时台湾留学大陆的学生逐年增加，到1923年已有273人。对于这些台湾青年来说，大陆不仅学费低廉、入学手续简便，更重要的是可以接触到最新的思潮。

蔡孝乾进入了国共合作时期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这所学校汇集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瞿秋白、任弼时、蔡和森等人都在这里任教。

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许多学生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在上海大学期间，蔡孝乾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年仅20岁的任弼时担任俄文教员，给蔡孝乾留下了深刻印象。

瞿秋白的课程更是让他大开眼界，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

课余时间，蔡孝乾积极参与台湾学生的活动。1923年，他和蔡惠如、彭华英、许乃昌等人组织了上海台湾青年会，担任出版部干部。

1924年4月，他们又创立平社，出版《平平旬刊》。

同年6月17日，在上海台湾自治协会举办的反对台湾始政纪念会上，蔡孝乾登台演讲，控诉日本对台湾的暴虐统治。11月，他参与将上海台湾自治协会改组为旅沪台湾同乡会。

1925年，蔡孝乾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他和陈炎田、谢廉清等人组成赤星会，出版《赤星》杂志，公开宣扬共产主义思想。12月，他参加主持召开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在新旧文学论战中，蔡孝乾与张我军相互唱和，在报纸上展开关于中国前途的辩论。

1925年，他在《台湾民报》三卷五号发表《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一文，主张台湾文学家应该从中国、日本的新文学界中汲取养分。

1926年7月，蔡孝乾回到台湾，开始从事革命宣传工作。

他参与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成为文化协会机关报《大众时报》的撰稿人和顾问。在彰化天公坛，他和王万得等人公开宣讲共产主义思想。

这些活动很快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1927年2月，蔡孝乾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狱。

在狱中，他经受了各种审讯和折磨，但始终没有供出同伴。10个月后的12月，蔡孝乾获释出狱。

1928年4月15日，对蔡孝乾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成立。

虽然蔡孝乾未能出席成立大会，但他被选为五位中央委员之一，并担任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从此，蔡孝乾从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台湾共产党成立不久，日本殖民当局就展开了大规模搜捕。谢雪红在上海被捕后引渡回台，其他骨干也纷纷受到追查。

为了躲避日本警察的搜捕，1928年8月，蔡孝乾和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秘密乘船离开台湾，偷渡到福建厦门。

【二】漳州教书与参加红军

到达厦门后，蔡孝乾辗转来到闽南重镇漳州。他化名杨明山，隐藏身份，在当地的学校找到了教书的工作。

从1929年2月起，蔡孝乾先后在石码中学、龙溪县立女子中学任教，还曾在诏安县公路工程处当过短时期的临时职员。

在漳州教书的日子里，蔡孝乾表面上是个普通教师，暗地里仍在从事地下工作。

他经常往返厦门，联络台湾学生，继续宣传革命思想。这个时期，蔡孝乾在组织上直接受上海台共总部领导，与组织只有横向联系。

1929年10月左右，蔡孝乾在漳州结识了当地女子刘月蟾。两人相识相恋，不久便结为夫妻。

婚后，他们的小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蔡孝乾白天教书，晚上批改作业，偶尔还要参加一些秘密活动。

1930年，刘月蟾为蔡孝乾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这让蔡孝乾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他希望能够给妻子和孩子一个安稳的生活。可是，时局的变化很快就打破了这份平静。

1930年，国民政府开始对苏区展开围剿。国共两党的斗争日益激烈，革命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台湾农民组合加强与台共的合作，这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高度警觉。1931年，台湾农民组合遭到日警搜捕而瓦解，许多台共成员被抓捕入狱。

与此同时，在江西瑞金，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点燃了革命者心中的希望之火。

1932年4月，红军东路军在林彪的率领下进占漳州。国民党张贞所部四十九师驻守漳州，红一、五军团于4月14日向张贞部发动进攻。

经过五天激战，4月19日，张贞的王祖清旅和杨逢年旅被击溃。4月20日凌晨，张贞率残部撤离漳州，红军正式占领这座闽南重镇。

这次行动对蔡孝乾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4月25日，红军占领漳州的第五天，地下党员李文堂专程找到蔡孝乾。

李文堂是海南人，海员出身，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委员。早在1930年，李文堂就曾以巡视员身份与蔡孝乾联系过。这次，李文堂邀请蔡孝乾前往江西苏区工作。

经过李文堂的引荐，蔡孝乾见到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罗荣桓听说蔡孝乾是台共中央委员，又有文化，立即安排他进入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负责编辑《红色战士报》。这份原本由罗荣桓主编的报纸，现在交到了蔡孝乾手中。

和蔡孝乾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台湾学生沈乙庚、林飘萍、施碧晨、沈存荐、余晓阳等5人。

在编辑《红色战士报》期间，蔡孝乾还带领几个小战士到漳州城南40里的径口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在那里，他意外地遇到了自己的父亲。原来，蔡涂于1928年秋从台湾来到径口村，替台湾人李山火管理农场。父子相见，百感交集。

1932年6月3日，罗荣桓告诉蔡孝乾，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的任弼时来电，要蔡孝乾随红军前往江西苏区担任新职务。

这位在上海大学教过蔡孝乾俄文的老师，此时已经是苏区的重要领导人。任弼时还记得这个台湾学生，知道他是台共领导人之一，特地安排他到苏区工作。

6月中旬，蔡孝乾和曾一起教书的台湾人施至善一家，以及几个台湾学生抵达福建汀州。

在那里，蔡孝乾见到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和任弼时。这次会面给蔡孝乾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党的高级领导人。

从汀州前往江西瑞金的路上，蔡孝乾满怀激动。当时苏区的条件十分艰苦，可革命的氛围却异常浓厚。

到达瑞金后，蔡孝乾被安排在列宁师范学校任教，教授社会学和土地学。这所学校是专门培养苏区干部的团校，学员都是年轻的革命者。

不久，蔡孝乾当选为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主任，负责殖民地人民部工作。

凭借他的台湾人身份和台共中央委员的资历，蔡孝乾在苏区的地位逐渐提高。在工作中，他还结识了胡耀邦等年轻干部，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瑞金的几年里，蔡孝乾曾为周恩来翻译过日文版的马列著作，包括佐野学著的《国家论》，以及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日文版。

这项工作让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党的高层领导。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蔡孝乾作为台湾代表出席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这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会后不久，蔡孝乾专程去看望了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的老师瞿秋白。

瞿秋白此前患有严重的肺病，脸色很不好，可到了瑞金后，身体似乎好了许多，精神也不错。

蔡孝乾向瞿秋白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刘月蟾，瞿秋白慈祥地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可是，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日益严重，苏区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

【三】长征岁月与抗战前线

1934年9月，中央红军决定撤离苏区。9月下旬，蔡孝乾接到通知，要随军西行。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前夕，蔡孝乾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队伍要进行战略转移，可刘月蟾带着两个年幼的双胞胎孩子，根本无法随军行动。

按照组织的安排，妇女儿童要分散隐蔽，等待局势稳定后再设法汇合。

临别时，蔡孝乾抱着两个孩子，心如刀绞。刘月蟾强忍泪水，叮嘱他一定要活着回来。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在围剿和转移的混乱中，刘月蟾和两个孪生子失踪了，从此音讯全无，生死不明。这成为蔡孝乾心中永远的痛。

10月12日，蔡孝乾和罗梓铭、刘群先、陈云洲到红军总政治部报到，接待他们的是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蔡孝乾、罗梓铭、陈云洲被分配到中央纵队政治部工作，刘群先被分配到总卫生部工作。

中央纵队是临时编成的庞大队伍，包括中共中央各部会、苏维埃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各部、红军总司令部、野战总医院、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造币厂，以及红军大学和由两个步兵学校学员组成的干部团、政治保卫局的警卫团等，共有15000多人。

长征的艰苦超出了蔡孝乾的想象。白天行军，晚上露营，经常遭遇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和轰炸。

翻越雪山时，许多战友倒在了冰天雪地里，再也没有起来。过草地时，粮食耗尽，只能挖野菜、剥树皮、煮皮带充饥。

蔡孝乾的脚上长满冻疮，溃烂化脓，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可是，再苦再累，蔡孝乾从未想过放弃。在长征队伍中，他是唯一的台湾人。这个特殊身份让他倍受关注，也让他更加珍惜这份革命经历。

后来，参加长征成为蔡孝乾最大的政治资本，正是凭借这段经历，他才能在后来脱颖而出，当上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经过一年零四天、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跋涉，革命队伍终于在陕北落脚。蔡孝乾随队伍进入延安，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在延安，蔡孝乾被任命为反帝联盟主席。

这个组织后来改为抗日联盟，主要团结各民族反帝反法西斯力量。蔡孝乾利用自己的台湾人身份，在联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蔡孝乾被调到八路军总部工作，随总部前往山西抗日前线。

1938年上半年到下半年，他担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敌工部的主要任务是瓦解敌军、争取日俘、开展对敌宣传工作。

蔡孝乾精通日语，这让他在敌工工作中如鱼得水。他负责管理日俘，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争取他们站到反战一边。

许多日本士兵在蔡孝乾的教育下认识到战争的非正义性，有的甚至参加了反战同盟。

在抗战前线的日子里，蔡孝乾写了不少文章。他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上发表过《怎样进行敌军工作》《台湾的今昔》等文章，总结敌工经验，介绍台湾情况。

1939年，蔡孝乾被调回延安工作。在延安，他继续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

1941年10月，他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被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常委。

这个时期，蔡孝乾还担任有20多名成员的台湾独立先锋社负责人。这个组织团结在延安的台籍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胜利。

台湾终于摆脱了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这个消息让蔡孝乾激动万分，他离开台湾已经17年了，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台湾工作。8月，中央在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负责筹备台湾地下工作。

考虑到蔡孝乾的台湾人身份、党内资历和工作经验，中央指定他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这对蔡孝乾来说既是荣誉也是重任。台湾刚刚光复，百废待兴，能够在这个时候回到故乡开展工作，是他多年的心愿。

可是，蔡孝乾也清楚，台湾的形势复杂，国民党已经派员接收台湾，地下工作将面临巨大挑战。

1945年12月，蔡孝乾抵达江苏淮安，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他选任洪幼樵、许闵岚、张志忠、林英杰、唐海光等人为干部，开始筹备赴台工作。

这些干部有的是台湾人，有的在抗战期间从事过地下工作，都有一定的经验。

1946年初，蔡孝乾来到上海，与华东局地下党会合。这期间，他结识了苏州女子马慧玲。

两人很快产生感情，不久便结为夫妻。马慧玲还有个妹妹马雯娟，当时才16岁。

1946年3月，华东局书记刘晓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蔡孝乾任工委书记，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长，张志忠任武装部长。组织架构确立后，各干部陆续赴台。

1946年7月，蔡孝乾带着妻子马慧玲和小姨子马雯娟秘密潜返台湾，开始了地下工作生涯。

到达台湾后，蔡孝乾隐姓埋名，最初以基隆港码头工人身份作掩护，化名陈纯真、老郑等。

回到阔别18年的故乡，蔡孝乾百感交集。台湾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日本殖民统治虽然结束了，可台湾社会并不平静。

国民党接收台湾后，许多官员贪污腐败，对台湾民众横征暴敛，民怨沸腾。

蔡孝乾开始联络旧识，寻找当年台共的幸存党员。谢雪红、简吉、廖瑞发、林梁材等人先后加入台湾省工委。

组织逐步建立起来，下辖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高雄工委等基层组织。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军队对台湾民众进行血腥镇压，数万人死于非命。这场惨案让更多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失望，许多人转而寻求其他出路。

二二八事件之前，台湾省工委只有70多名核心成员。事件之后，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到1949年底，全台省工委成员约有900人，外围群众更是数以千计。地下党在学生、工人、农民、军人各阶层都建立了据点，秘密印发《光明报》，宣传革命思想。

表面上看，台湾地下党发展顺利。可实际上，组织内部已经埋下了隐患。

【四】腐化堕落与组织覆灭

蔡孝乾到台湾后，最初还能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可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

台湾刚光复时百废待兴，物资匮乏。可相比内战中的解放区，台湾的物质条件还是要好得多。

蔡孝乾作为台湾省工委书记，掌握着组织的经费，又没有上级的直接监督，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他开始频繁出入台北的高档西餐厅。波丽露西餐厅成了他的最爱，那里的牛排、红酒、咖啡都是上等货色。

蔡孝乾经常穿着讲究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俨然一副商人派头。

1946年7月中旬的一个午后，地下党员吴克泰在家中见到化名"陈纯真"的蔡孝乾时，看到的是一个身材魁梧、带着绅士气质、穿衬衫白毛料裤子的中年人，一看就是来自上海的模样。

更严重的是，蔡孝乾挪用了组织的经费。根据后来的调查，他前后挪用了约1万美元的工作经费。

这笔钱有一半被他赌输了，另一半则花在了吃喝玩乐上。到1949年底，他已经欠下了近千美元的赌债。

1948年夏，华东局派张执一秘密巡视台湾地下党。张执一发现蔡孝乾的生活作风有问题，住所布置得相当奢华，与革命者的身份不符。

蔡孝乾百般推脱，不想让张执一深入了解情况。张执一派人跟踪调查后，发现蔡孝乾不仅生活奢靡，而且隐瞒组织与小姨子马雯娟的关系。

张执一严厉批评了蔡孝乾，并在香港会议上向上海局书记刘晓建议，应当扣留蔡孝乾并将其押送到解放区。

刘晓当时答应了，可后来考虑到台湾工作的特殊性，最终没有执行。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是个致命的失误。

蔡孝乾不仅生活腐化，工作上也越来越疏忽大意。

他把组织的重要信息随手记在笔记本上、钞票上。比如他在笔记本上直接写着"吴次长"三个字，指的就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他还在新台币上写下朱枫的联络方式。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大忌，可蔡孝乾似乎毫不在意。

蔡孝乾经常吹嘘自己的身份，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

他向人介绍自己时，会提到参加过长征，在延安见过许多领导人。这种炫耀心理，与地下工作的隐蔽原则背道而驰。

组织内部对蔡孝乾的作风早有不满。副书记张志忠多次提醒他注意安全，可蔡孝乾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自己资历老、关系硬，不会出什么问题。

1949年下半年，台湾的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开始疯狂清剿地下党。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坐镇台北，调集大批特务，誓要将共产党组织连根拔起。整个台湾岛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1949年8月，《光明报》案爆发。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

钟浩东在酷刑下始终不肯说话，可在精神恍惚时无意中问了一句"老郑怎么样"，这让特务注意到"老郑"这个代号。

10月，高雄市工委委员李汾叛变，供出了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从陈泽民的笔记本里又看到了"老郑"的记录。

在严刑逼供下，陈泽民最终供出了蔡孝乾的藏身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

形势已经十分危急。1950年1月22日，蔡孝乾紧急带着马雯娟转移到台南，同交通员刘青石商量撤离台湾的计划。

可就在这个时候，蔡孝乾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他要回台北的住所取一些东西。

1月29日深夜，蔡孝乾偷偷回到泉州街26号的住所。他不知道，特务已经在这里布置好了天罗地网，等待他自投罗网。

当蔡孝乾推开房门的瞬间，埋伏在暗处的特务一拥而上，将他按倒在地，戴上手铐。

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落网了。负责此案的特务头子谷正文亲自审讯蔡孝乾，想从他嘴里撬出台湾地下党的全部秘密。

审讯从第二天就开始了。蔡孝乾报了假名字，自称只是个普通联络员。谷正文并不相信，他从蔡孝乾的气质和举止中，感觉到这个人不简单。

曾在八路军115师工作过的谷正文，对长征老干部特有的那种气质非常熟悉。

从第一眼起，谷正文就发现蔡孝乾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长征老干部特有的气质，这让他确信抓到了一条大鱼。

蔡孝乾在关押期间，表现出对物质生活的强烈需求。

他要求看押人员给他买饺子，而且还指定要中华路某家的饺子。几天后，他又提出想吃牛排，而且必须是波丽露西餐厅的招牌牛排。

谷正文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突破口。他判断蔡孝乾是个非常注重物质享受的人，只要能充分满足他的欲望，就有可能攻破他的心理防线。

谷正文在回忆中写道，从蔡孝乾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个人非常注重物质生活，慢慢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最终就可以主宰他。

一个星期后，蔡孝乾提出一个条件：如果特务给他买来波丽露的牛排，他就提供一条重要线索。

谷正文答应了。当蔡孝乾吃完牛排，满足地擦了擦嘴后，他说可以带特务去抓一个上级。

2月6日夜，蔡孝乾在几名特务的押解下，来到台北一家木材行。他说这里曾经是个据点，上级可能还在这里。

特务们跟着他走进黑暗的厂房。就在这时，熟悉地形的蔡孝乾突然加速，从一个窗口翻了出去，消失在夜色中。

蔡孝乾逃脱了。可是，在逃脱之前，他已经出卖了朱枫、计梅真、洪幼樵等人。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这些同志陆续被捕。

逃出来后，蔡孝乾在简吉的安排下，躲藏在嘉义农村。他换上农民的衣服，住在偏僻的乡下，表面上看起来很安全。

可是，习惯了奢华生活的蔡孝乾，实在受不了乡下的清苦日子。两个月的躲藏生活，让他痛苦不堪。他想念波丽露的牛排，想念台北的繁华，想念那种随心所欲的生活。

1950年4月中旬的一天，蔡孝乾换上了西装，决定冒险到镇上的西餐厅吃顿牛排。

马雯娟劝他不要去，太危险了。可蔡孝乾执意要去，他说自己实在受不了了，就吃一顿，马上回来。

穿着西装的蔡孝乾走在乡间小路上，显得格格不入。负责监视这一带的特务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可疑的人。

4月27日，当蔡孝乾走进镇上的西餐厅时，埋伏已久的特务冲了进来，再次将他抓获。

这一次，蔡孝乾再也没能逃脱。在保密局的审讯室里，当谷正文提出让马雯娟进监狱陪伴蔡孝乾时，这个曾经走过长征的老革命，终于彻底崩溃了。

一周之内，蔡孝乾写满了半人高的供词。台湾地下党的组织架构、干部名单、联络方式、暗号接头地点，全部被他和盘托出。

当保密局的打字员将这些供词整理成文件，放在谷正文办公桌上时，整个保密局都为之震动——蔡孝乾掌握的情报之详细、涉及的人员之广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而当32年后，已是垂暮之年的蔡孝乾拿起笔，在自己撰写的回忆录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下那四个字时，那是他对1950年4月那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决定所做出的最终解释......

【五】叛徒供词与地下党覆灭

根据蔡孝乾提供的线索，保密局展开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张志忠、林英杰、简吉、张明显、吕焕章、季澐、计梅真等台湾省工委的重要干部陆续被捕。更严重的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干部也相继暴露。

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刚刚把金门兵力部署等绝密情报交给交通员朱枫，就因为蔡孝乾在笔记本上写的"吴次长"三个字而暴露。特务在吴石家中搜出给朱枫的特别通行证，铁证如山。

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的副官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也陆续落网。这些都是潜伏多年的重要干部，原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可现在全部毁于一旦。

华东局特派员朱枫更是悲惨。这位女特工冒着生命危险来台湾传递情报，本该很快撤离，却因为蔡孝乾的供述而被捕。她曾吞金自杀，可没有成功，最后还是被押上了刑场。

根据不完全统计，因为蔡孝乾的叛变，共有1800多人被以"匪谍"罪名抓捕，其中1100多人被处决。台湾省工委遭到毁灭性打击，经营多年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1950年6月10日上午，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六人被押赴刑场。

行刑前，朱枫高呼口号，吴石神色平静地写下遗嘱。枪声响起，六位革命者倒在血泊中。

而此时的蔡孝乾，正在保密局的监控下，开始撰写所谓的"匪情研究"报告。

在保密局监狱里，曾经发生过一幕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谷正文为了了解地下党内部如何看待蔡孝乾的叛变，将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等人关在同一个牢房，监听他们的谈话。

结果让谷正文大开眼界。张志忠每天组织同牢的人批斗蔡孝乾，指着他的鼻子历数他的罪行。

马雯娟当时虽然只有16岁，可在法庭上拒绝指证其他同志，最后被判七年徒刑。相比之下，蔡孝乾的懦弱和自私显得格外刺眼。

谷正文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认为台湾地下党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行动过于外露之外，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华个性更是致命伤。

谷正文还说，蔡孝乾若能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品格，国共在台湾隐蔽战线的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这个评价虽然来自敌人，却也击中了要害。

作为叛变的回报，国民党给了他少将的头衔。1956年，蔡孝乾被破格晋升为少将。可这个头衔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尊重和信任。

【六】余生的煎熬

1950年之后的蔡孝乾，过着一种矛盾而煎熬的生活。

表面上看，他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国民党给了他少将军衔，分配了住房，还给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可以随意出入高档餐厅，可以穿最讲究的西装，可以过那种优越的物质生活。马雯娟也和他正式结婚了，后来还生了一个儿子蔡艾安。

可实际上，蔡孝乾的处境非常尴尬。国民党方面虽然给了他待遇，可对他充满戒备。

保密局派专人24小时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的电话被窃听，他的信件被检查，他的社交活动被严格限制。国民党高层很清楚，叛徒永远不可能真正被信任。

蔡孝乾被安排在保密局从事"匪情研究"工作。说是研究，实际上就是写一些关于共产党的材料，供情报部门参考。这些工作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只是让他有事可做，也方便监控。

蔡孝乾的名字在台湾地下党幸存者中，成了最可耻的代名词。那些侥幸逃脱的地下党员，对他恨之入骨。曾经有幸存者在街上遇到蔡孝乾，当场啐了他一口，骂他是千古罪人。

更让蔡孝乾难以承受的，是来自大陆方面的谴责。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很快得知了蔡孝乾叛变的消息。

1950年，组织正式宣布开除蔡孝乾的党籍，称他为"可耻的叛徒""台湾地下党覆灭的元凶"。

在台湾的日子里，蔡孝乾变得越来越沉默。他的妻子马雯娟说，蔡孝乾经常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发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半夜醒来，会发现他坐在窗前，望着夜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那些被他出卖的同志，是否会在他的梦中出现？吴石临刑前平静的神情，朱枫行刑时高呼的口号，钟浩东受尽酷刑却宁死不屈的坚持，这些画面是否会反复在他脑海中浮现？

1956年，蔡孝乾被破格晋升为少将。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了一些波澜。有人质疑，一个叛徒凭什么能获得少将军衔？可国民党高层认为，蔡孝乾提供的情报价值巨大，破获的案件影响深远，这个晋升是他应得的回报。

可对蔡孝乾来说，这个少将头衔更像是一个沉重的枷锁。它时刻提醒着他，自己是用多少同志的生命换来的这身军装。

【七】回忆录中的四个字

进入1970年代，蔡孝乾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各种老年病缠身，让他痛苦不堪。可折磨他最深的，还是内心的煎熬。

那些年，蔡孝乾一直想做一件事——写回忆录。他想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想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

可每次拿起笔，他都会迟疑很久。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当年的选择。

1979年，在家人的劝说下，蔡孝乾终于开始动笔。他写得很慢很艰难，一天只能写几百字。写到动情处，这个70多岁的老人会泪流满面，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回忆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江西苏区和长征的经历。

蔡孝乾详细记述了参加红军的过程，长征路上的艰辛，在延安的工作经历。可对于台湾地下党的工作，对于1950年的叛变，他写得非常简略，只用寥寥数语带过。

1982年，回忆录终于完成了。蔡孝乾给这本书取名《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在封面上，他还写了另一本书的名字《特殊时期军事思想研究》，这是他多年来从事"匪情研究"工作的成果。

在《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的扉页上，蔡孝乾用颤抖的笔迹写下了四个字：

理性选择

这四个字，成为蔡孝乾对自己1950年那个决定的最终解释。在他看来，当时的叛变不是懦弱，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他认为，在那种极端的压力下，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选择活下来是理性的，是人之常情。

可是，这样的解释真的能说服自己吗？真的能抹去内心的愧疚吗？

什么是真正的"理性"？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1800多名同志，导致1100多人被处死，这样的选择能称为"理性"吗？

那些在酷刑下宁死不屈的烈士，那些慷慨就义的战友，他们的选择难道不"理性"吗？

钟浩东在行刑前高呼"为祖国留血"，朱枫临刑前高喊口号，吴石平静地写下遗嘱，16岁的马雯娟拒绝指证同志宁可坐牢......这些人面对的压力和威胁，并不比蔡孝乾少。可他们选择了坚守，选择了忠诚，选择了用生命捍卫信仰。

相比之下，蔡孝乾的"理性选择"，不过是为自己的懦弱和背叛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这四个字，与其说是对历史的总结，不如说是对自己的辩解。

1982年10月8日，蔡孝乾在台北病逝，终年74岁。他的墓碑上只刻着"蔡公讳孝乾之墓"几个字，连身份、军衔都没有写。

这或许也是一种讽刺——这个用同志生命换来少将头衔的人，最终连在墓碑上写明身份的勇气都没有。

蔡孝乾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台湾媒体只是简短地报道了这个消息，没有任何的评论和悼念。

那些曾经的地下党幸存者，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的沉默不语，有的长叹一声，没有人表示惋惜。

在大陆，蔡孝乾的名字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叛变，导致了台湾地下党的全面覆灭，使得解放台湾的计划受到严重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没有蔡孝乾的叛变，如果吴石等人能够继续潜伏，台湾的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蔡孝乾的选择，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他用自己的一生，换来了四个字的总结，也换来了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

【尾声】

蔡孝乾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悲剧。

从台湾的孝子到革命青年，从台共中央委员到长征战士，从八路军敌工部长到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前半生可以说是辉煌的。可是，从1950年4月27日那一天起，他的一切都改变了。

一个曾经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人，一个曾经在敌后战场出生入死的人，一个曾经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老革命，最终却选择了背叛。

这个选择，不仅毁了他自己，更毁了1800多个家庭，毁了1100多条生命，毁了台湾地下党多年的心血。

蔡孝乾在回忆录中写下的"理性选择"四个字，试图为自己的背叛找一个理由。可历史和人民，终究不会认可这样的理由。

真正的理性，不是在危难时刻选择苟活，而是在考验面前坚守信念。真正的理性，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同志，而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勇于牺牲。

那些在蔡孝乾叛变后依然坚持到底的地下党员，那些在酷刑下宁死不屈的烈士，那些慷慨就义的战友，他们才是真正"理性"的人。

他们知道什么是值得坚守的，什么是值得付出生命的。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信仰的真正含义。

蔡孝乾的悲剧，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革命不是空洞的口号，信仰不是虚伪的表演。

当考验来临时，只有那些内心真正坚定的人，才能经受住考验。那些平时高喊口号、实则腐化堕落的人，在关键时刻往往就会成为叛徒。

狱中八条中的第一条"防止领导干部腐化"，就是用无数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

一个生活腐化而丧失意志、理想、情操的领导，远比一个单纯的逃兵会给事业带来更深重的危害。蔡孝乾的例子，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蔡孝乾能够坚守初心，如果他能够抵制住物质的诱惑，如果他能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或许1950年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可历史没有如果，蔡孝乾最终选择了背叛，也选择了耻辱。

那四个字——"理性选择"，注定成为他一生最大的讽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蔡孝乾试图用这四个字为自己辩护，试图让后人相信他的选择是合理的。可历史和人民，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背叛就是背叛，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脱。那些为了信仰而牺牲的人，才是历史真正的英雄。而蔡孝乾，只能永远背负着叛徒的骂名，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年那场因蔡孝乾叛变而覆灭的台湾地下党，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可那些牺牲的烈士，那些坚守信仰的英雄，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吴石、朱枫、陈宝仓、钟浩东......这些名字，代表着忠诚，代表着牺牲，代表着信仰。而蔡孝乾这个名字，则永远与背叛、耻辱联系在一起。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

无论蔡孝乾在回忆录中写下什么，无论他如何为自己辩解，历史的结论已经清晰明确：他是一个叛徒，一个用同志生命换取个人苟活的叛徒，一个让台湾地下党全军覆没的罪人。

而那四个字——"理性选择"，不过是一块遮羞布，掩盖不了贪生怕死的本质，抹不去背叛信仰的罪责。

蔡孝乾的故事，值得每一个人深思。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们该如何选择？什么是真正值得坚守的？什么是真正的理性？

答案或许就在那些烈士的鲜血中，在那些英雄的牺牲里，在那些永远闪耀的信仰之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