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个温柔的代号："邱小姐"。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罗布泊。戈壁滩的风卷着沙尘，103米高的铁塔孤零零地立在天地之间。塔顶上，一个白色的球形装置在阳光下闪着光。

距离铁塔5公里外的观测点，张爱萍将军举起望远镜。对讲机里传来平静的声音："各测试点准备完毕。"

倒计时开始。

"10、9、8..."

技术人员用暗语汇报："'邱小姐'正在梳妆。"

"5、4、3、2、1，起爆！"

一瞬间，白光撕裂天际。火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膨胀，橙红色的光芒比太阳还要刺眼。冲击波掀起戈壁滩上的沙石，蘑菇云翻滚着升向6000米高空。

观测点一阵欢呼！所有人都兴奋的看着那朵云，慢慢升高，慢慢扩散。

很久之后，张爱萍放下望远镜，拿起对讲机："'邱小姐'已经成功'出阁'。"

一个足以改变国际格局的超级武器，为什么会有如此女性化、如此温柔的代号？答案藏在五年前的一个决定里。

但五年前，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能做到这一点。

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召回了全部233名核专家。他们带走了343份技术文件，当着中国同事的面烧毁了关键图纸。临走时，一位苏联专家留下一句话："光是理论计算，用计算机都要五年以上。你们搞不出来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更保守：中国至少需要十年。

图纸化为灰烬，数据全部丢失，设备大部分还在建设中。更糟糕的是，1959年到1961年，中国正陷入三年困难时期，连粮食都不够吃。

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下，中国决定继续。项目被赋予一个新的代号："596工程"。

从被迫自力更生，到罗布泊那朵蘑菇云升起，只用了五年零四个月。

原子弹的研发，到底有多难？

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要理解中国科学家们面对的挑战，需要先知道原子弹本身是如何诞生的。那是一场从1938年开始的科学竞赛，一场改变了世界的竞赛。

故事要从圣诞夜的柏林说起。那时候，中国还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挣扎，而在大洋彼岸的德国，一位女科学家刚刚发现了一个足以改变人类历史的现象。

01：德国人的错失

1938年圣诞夜，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

奥托·哈恩坐在实验室里，盯着实验记录发呆。他用中子轰击铀原子，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结果：钡。

钡的原子量只有铀的一半。这意味着什么？

他想起了六个月前逃到瑞典的同事莉泽·迈特纳。那个犹太女物理学家在纳粹的追捕下，藏在汽车后备箱里越过边境，现在正在斯德哥尔摩流亡。哈恩给她写了一封信，把实验结果寄了过去。

迈特纳收到信时，正在瑞典乡下过圣诞节。她和侄子奥托·弗里施坐在雪地里，拿着那封信反复计算。

"铀原子裂开了。"迈特纳说。

"裂变释放的能量…"弗里施拿起一根树枝，在雪地上写下爱因斯坦的公式：E=mc²。

他们算出来的数字让两人都倒吸一口冷气：一个铀原子裂变，释放的能量是化学反应的百万倍。如果是一公斤铀-235…

"这能造出一颗前所未有的炸弹。"迈特纳说完这句话，沉默了很久。

1939年初，这个发现传遍了欧洲的物理学界。德国率先成立了"铀俱乐部"，召集最优秀的物理学家研究原子弹。领导者是维尔纳·海森堡，量子力学的奠基人，诺贝尔奖得主，当时德国最著名的物理学家。

如果德国先造出原子弹，战争的结局可能完全改变。

但原子弹的研发，远比想象的困难。

天然铀中，铀-235只占0.7%，剩下的都是无法裂变的铀-238。要造炸弹，必须把铀-235的浓度提高到90%以上。这需要离心分离，或者用气态扩散，两种方法都需要巨大的工业设施和天文数字的电力。

第二个难关是核反应堆。要让铀持续裂变，需要慢化剂减速中子。德国科学家选择了重水，但挪威的重水工厂产量极低，每月只有几公斤。

第三个难关是临界质量的计算。原子弹需要多少铀-235才能爆炸？算错了，要么炸不响，要么提前自燃。

1942年6月，海森堡向军备部汇报进度。他告诉官员们：原子弹理论上可行，但需要数年时间和巨额资源。

房间里很安静。

军备部长问："数年是多少年？"

"至少三到五年。"

"如果战争在三年内结束呢？"

海森堡没有回答。

他后来声称，自己故意夸大了难度，拖延了进度。但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另一种解释：他在计算临界质量时犯了错误，低估了铀-235的效率，导致他以为需要几吨铀才能造出炸弹，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德国几乎不可能实现。

希特勒听完汇报后，决定把资源投向更快见效的项目：V-2火箭、喷气式战斗机、潜艇。

原子弹计划被降低了优先级。

1945年4月，盟军占领了德国的铀俱乐部实验室。美国情报人员翻遍了所有文件，发现德国的研究进度远远落后于预期。他们甚至没有建成一座能够持续运行的核反应堆。

海森堡和几位德国科学家被关在英国的一座农庄里，房间被安装了窃听器。1945年8月6日，英国军官告诉他们：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

窃听记录显示，海森堡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怀疑。他无法相信美国人能造出那么小、那么轻的原子弹。当晚，他在房间里重新计算了临界质量，这一次，他算对了。

德国人错失了原子弹。但不是因为海森堡"故意算错"，更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算错了，而希特勒对需要数年才能见效的项目失去了兴趣。

就在德国人放弃的时候，大西洋彼岸，一封信正在改变历史。

02：曼哈顿计划与间谍战

1939年8月2日，纽约长岛。

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敲开了爱因斯坦家的门。他手里拿着一封起草好的信，署名处空着，等待爱因斯坦签字。

信的内容很简单：德国可能正在研发原子弹，美国必须行动。

爱因斯坦戴上眼镜，仔细读完整封信。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的质能方程E=mc²，将被用来制造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武器。

"您确定要签吗？"西拉德问。

爱因斯坦沉默了几秒钟。他想起了1933年逃离德国时的场景，想起了纳粹焚书的火光。如果希特勒先造出原子弹…

他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封信寄给了罗斯福总统。1942年，美国启动了代号"曼哈顿"的绝密计划。

曼哈顿计划的规模，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项目总负责人是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一个行事强硬的军人，刚刚完成了五角大楼的建设。他选择了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作为科学总监。

奥本海默在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中建起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那里海拔2000米，与世隔绝，是研发原子弹的理想地点。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从世界各地赶来：费米、玻尔、贝特、费曼…5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这片荒漠中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科学工程。

铀浓缩工厂建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占地24平方公里，雇佣了8万名工人。钚生产反应堆建在华盛顿州的汉福德，消耗的电力相当于整个西雅图市。整个计划的总预算是20亿美元，按今天的购买力计算，相当于300亿美元。

1945年7月16日凌晨5点29分，新墨西哥州沙漠中，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奥本海默看着蘑菇云升起，脑海中浮现出印度史诗《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三周后，广岛和长崎变成了废墟。

美国拥有了原子弹，但秘密没有保持多久。

1950年2月，英国警方逮捕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这个德国出生的犹太人，在战争期间逃到英国，后来被派往美国参与曼哈顿计划。

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苏联间谍。

从1942年到1949年，福克斯把大量技术资料传递给了苏联。他提供的信息包括：铀浓缩的具体工艺、钚反应堆的设计图、内爆式引爆装置的原理。这些资料让苏联的原子弹研发进度至少提前了两到三年。

审讯记录显示，福克斯并不是为了金钱。他说自己只是认为，核武器的秘密不应该被一个国家垄断。

1950年，福克斯被判14年监禁。但更大的间谍案还在后面。

同年6月，FBI逮捕了一对美国夫妇：朱利叶斯·罗森堡和埃塞尔·罗森堡。

朱利叶斯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埃塞尔的弟弟大卫·格林格拉斯曾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技师。FBI指控他们把原子弹的设计图传递给苏联。

审判持续了数月。检方拿出的证据包括：格林格拉斯的证词、苏联特工的联络记录、一个被撕成两半的果冻盒盖，那是接头的暗号。

罗森堡夫妇拒绝认罪，也拒绝供出其他人。

1953年6月19日，他们在纽约辛辛监狱被送上电椅。埃塞尔在第一次电击后没有死亡，工作人员又电击了两次。

罗森堡案成为冷战初期美国最轰动的间谍案。但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仍在争论：他们是否真的传递了那么多关键信息？还是FBI为了震慑效应，夸大了他们的作用？

无论如何，苏联的原子弹研发速度远超美国预期。

1949年8月29日，苏联在哈萨克斯坦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美国在空中侦察到了放射性尘埃，震惊地发现：苏联的原子弹设计，与美国的"胖子"原子弹几乎一模一样。

两个超级大国都有了核武器。世界进入了核恐怖平衡时代。

而此时的中国，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更直接的威胁。

03：核威胁下的抉择

1950年11月30日，华盛顿白宫。

记者会上，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会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的回答很简短："我们会使用一切必要手段。"

这句话传到北京时，很多人都沉默了。

前线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想法更激进。他向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计划：在中朝边境投放30到50枚原子弹，用放射性钴-60制造一条"辐射带"，切断中国的补给线。

杜鲁门看完计划后，把文件扔在了桌上。

"这是疯了。"

麦克阿瑟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只有用核武器，才能打破朝鲜战场的僵局。但杜鲁门担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如果美国在朝鲜用了核武器，苏联会怎么反应？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951年4月，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

核弹最终没有落在朝鲜，但威胁一直都在。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高层做出了一个决定：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上有人提出疑虑："我们现在连钢铁产量都跟不上，能搞原子弹吗？"

回答很简单："不搞，我们就永远受制于人。"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匮乏，甚至连铀矿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核威胁是真实存在的，美国在台湾海峡部署了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多次暗示可能对中国使用核打击。

决策很快变成了行动。

原子弹研发被分解成四大步骤。

第一步，科研设计。建立核物理研究所，培养科研队伍。

第二步，原料基地。勘探铀矿，建设铀浓缩工厂。

第三步，生产基地。建设核反应堆和核材料生产设施。

第四步，试验基地。在西部荒漠中寻找合适的试验场地。

每一步都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漫长的时间。但中国不是从零开始，苏联答应提供援助。

1957年10月，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帮助建设核工业设施。233名苏联核专家陆续抵达中国，分散在各个研究机构和生产基地。

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铀矿在江西、湖南等地被发现，铀浓缩厂在甘肃开工建设，核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从海外回国：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他们大多有欧美名校的博士学位，本可以在国外过优渥的生活，但都选择了回来。

邓稼先回国时，导师问他："你知道回去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

1958年，邓稼先接到通知，让他参加一个绝密项目。从此他隐姓埋名，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罗布泊被确定为核试验场。那片戈壁滩远离人烟，面积足够大，气候干燥，是理想的试验地点。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基建部队开赴罗布泊，开始建设核试验基地。

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

可在1959年6月那个夏天，一切都变了。

04：最黑暗的时刻

1959年6月，北京。

苏联驻华大使约见了中国外交部负责人，转达了莫斯科的决定：撤回全部在华专家。

不是部分，是全部。

这个决定来得突然，但又不完全意外。中苏关系从1958年开始恶化，双方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没有人料到，苏联会在核武器项目上突然撤援。

233名核专家接到命令：一个月内全部撤离。

撤离进行得很匆忙。

苏联专家开始打包设备和资料。有些资料他们带走了，有些资料他们当着中国同事的面烧掉了。

中国科学家站在一旁，看着那些图纸在火中卷曲、变黑、化为灰烬。那些图纸上是核反应堆的设计参数，是铀浓缩的工艺流程，是临界质量的计算数据，每一页都是无数次实验的结晶。

有人试图记住图纸上的数字，但纸张烧得太快了。

一位苏联专家在临走前说："你们再坚持下去没有意义。光是数据计算，用计算机都要五年以上。"

他说的是实话。原子弹的核心数据，涉及数十万次的流体力学和中子物理计算。即使有高速计算机，也需要几年时间。而中国当时的计算资源极其有限，大部分计算只能依靠人力、算盘和手摇计算机。

更致命的是，很多基础数据都掌握在苏联专家手里。铀-235的精确裂变截面，钚的临界质量，内爆透镜的设计参数…这些数据都需要通过实验获得，而实验设施大部分还在建设中。

1959年7月，最后一批苏联专家离开。

他们带走了343份技术文件，撕毁了257份合同。正在建设中的项目被迫停工，正在进行的实验被迫中断。

项目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得像要下雨。

钱三强坐在会议桌前，面前摊着一份不完整的设计图。那是苏联专家留下的少数几份资料之一，但关键的参数都被涂黑了。

"现在有两个选择，"他说，"一是暂停项目，等条件好了再说。二是继续。"

房间里很安静。

有人说："条件什么时候会好？五年？十年？"

另一个声音说："可是没有数据，我们怎么继续？"

钱三强没有立即回答。他看向坐在角落里的邓稼先。这个从美国回来的物理学家，刚接手核武器理论设计组不到一年。

邓稼先站了起来。

"苏联人拿走了他们的答案，"他说，"但我们还有物理学的第一原理。"

什么意思？

邓稼先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写下三个字：

从头算。

会议室里响起了低声的讨论。

"从头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核裂变的最基本原理开始，重新推导每一个公式，重新计算每一个参数。不依赖苏联的数据，不依赖任何现成的答案。

"这需要多长时间？"有人问。

"不知道。可能两年，可能更久。"

"人力够吗？"

"不够，但可以组织。"

邓稼先的方案很简单，但执行起来极其困难。他把整个原子弹的设计分解成数百个子问题，每个子问题再分解成更小的计算任务。然后动员所有能动员的科研人员，物理学家、数学家、工程师、甚至刚毕业的大学生，分头进行计算。

这是一场用人力对抗计算机的豪赌。

会议持续了一整天。最后，钱三强做出了决定：

项目继续。

工程被重新命名为"596工程"，以苏联撤援的时间命名。这个代号后来变成了一种象征：我们，靠自己。

但决心容易，执行很难。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国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全国陷入饥荒。很多科研机构的口粮配给一降再降，有些研究所甚至出现了营养不良。

原子弹项目也受到了影响。有人建议暂停项目，把资源用于解决吃饭问题。但最终的决策是：再困难也要继续。

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500多名科研人员开始了艰苦的计算工作。

计算是如何进行的？

首先是人力分工。邓稼先把整个原子弹的物理过程分解成：中子扩散、链式反应、爆轰波传播、流体动力学…每个过程都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列出方程组，然后求解。

方程组动辄有几十个未知数，需要迭代计算上万次才能收敛。这些计算如果用计算机，可能只需要几小时；但用人力和算盘，需要几个月。

科研人员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负责一部分计算。他们用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从早算到晚。每个数字都要至少两个人独立计算，结果核对无误后才能进入下一步。

有人回忆说，那段时间最常听到的声音，就是算盘珠子的哗啦声，和计算尺刻度的摩擦声。

晚上，四合院的窗户总是亮着灯。

但再多的人力，也有无法逾越的障碍。

1960年初，计算工作遇到了第一个真正的瓶颈：核装料的临界质量。

这个数字至关重要。如果装药量不够，原子弹炸不响；如果装药量太多，还没组装完就会自燃。但临界质量的计算，需要知道铀-235在不同几何构型下的中子截面数据，而这些数据，全在苏联专家手里。

邓稼先做了一个决定：实验测量。

没有大型设备，就用小型反应堆。没有精密仪器，就用人工记录。从1960年到1962年，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小规模的核裂变实验，一点一点测量出了需要的数据。

这个过程充满了危险。核辐射看不见摸不着，但伤害是真实的。有些科研人员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身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但没有人退缩。

1962年底，经过三年的艰苦计算和实验，第一份完整的原子弹设计图纸终于完成。

但设计图只是第一步。要把图纸变成真正的原子弹，还需要原料。

铀-235的浓缩，是整个项目中最困难的环节之一。苏联撤援后，铀浓缩厂的建设进度大大放缓。按照原计划，浓缩铀要到1965年才能达到武器级纯度。

但科学家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土法炼铀。

所谓"土法"，就是用最原始、最简单的化学方法提纯铀。没有离心机，就用水冶法和离子交换法。没有大型设备，就用小型装置反复提纯。全国各地发动群众寻找铀矿，用最原始的地质勘探方法。

这些"土法"效率很低，但胜在简单可靠。

1963年初，第一批武器级铀-235提前生产出来。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一年。

与此同时，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也在艰苦建设中。基建部队在戈壁滩上用最原始的方式，搬运设备、挖掘坑道、架设电缆。夏天地表温度能达到60度，冬天晚上又会降到零下30度。但工程一天也没有停。

1964年初，原子弹的各个部件陆续完成。核装料、高爆透镜、起爆系统、测试设备…所有零件都在不同的工厂生产，然后秘密运往罗布泊。

项目进入了最后阶段。

05：戈壁滩上的奇迹

罗布泊，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是"汇入多水之湖"。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964年的罗布泊，只剩下无尽的戈壁和盐碱地。夏天地表温度能达到60度，冬天晚上又会降到零下30度。风沙一年刮八个月，能见度常常不到50米。

这里是中国最荒凉的地方之一。

但也是最适合核试验的地方。

1958年底，罗布泊被确定为核试验场。1959年6月，就在苏联专家撤离的同时，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基建部队接到命令：开赴罗布泊，建设核试验基地。

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建什么，只说是"国家重点工程"。

部队抵达罗布泊时，眼前是一片荒凉。没有路，没有水，没有任何建筑。最近的居民点在200公里外。

"这就是我们要待的地方？"有战士问。

"是。"

"待多久？"

"不知道。"

基地建设从零开始。

第一个问题是水。罗布泊地表没有河流，要找到地下水源，必须先勘探。工程兵带着最简陋的设备，在戈壁滩上一个点一个点地钻探。两个月后，终于在地下80米处找到了水源。

第二个问题是运输。最近的铁路终点在200公里外，大型设备无法直接运进来。工程兵们就在戈壁滩上修路，用最原始的方式：铺碎石，压实，再铺，再压。一条简易公路，修了半年。

第三个问题是建筑材料。水泥、钢材都要从内地运来，但运力有限。很多辅助建筑就地取材，用戈壁滩上的石头和黄土夯实。

1959年到1961年，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

粮食配给一降再降。基地的口粮标准从每天500克降到400克，后来又降到300克。有些战士出现了浮肿，但没有人抱怨。

有一次运粮车迟到了三天，基地断粮。炊事班把仓库里仅剩的一点面粉煮成糊糊，每人分一碗。有个战士喝完后说："这比朝鲜战场上的炒面还难吃。"

"那你还喝？"

"不喝？那就真饿死了。"

说完，大家都笑了。

但工程一天也没有停。

核试验需要的设施极其复杂。除了那座103米高的铁塔，还要建设控制中心、测试设备、防护工事、通讯系统...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铁塔是最难的部分。103米的高度，相当于30层楼。在没有大型起重设备的情况下，工程兵们用最笨的办法：搭脚手架，一节一节往上焊。

工程兵作必须在白天进行，因为晚上太冷，焊条会冻裂。但白天戈壁滩的紫外线极强，工程兵们的脸被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皮。

有个工程兵回忆说，那段时间他每天晚上都梦见自己从铁塔上掉下来。但第二天早上，还是会爬上去继续焊。

1962年春天，基地的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但更精密的测试设备还在陆续运来。每一台设备都要小心翼翼地安装、调试。有些仪器对温度和湿度要求极高，基地专门建了恒温恒湿的设备房。

1964年初，基地终于建成。

从一片荒漠到一座功能完整的核试验基地，用了不到五年。这个速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奇迹。

就在基地建设如火如荼时，远在内地的科学家们，正在用算盘和计算尺，进行着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06：用算盘算出原子弹

1960年，北京一座四合院。

这里是中国核武器研发的理论中心。500多名科研人员在这里工作，他们大多有海外名校的学位，本可以在国外过优渥的生活，但都选择了回来。

回来之后，他们隐姓埋名。

邓稼先从1958年接手核武器理论设计组后，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每次回家，妻子问起工作，他只说："做点研究。"

"什么研究？"

"不能说。"

这样的对话持续了很多年。

四合院里的工作是什么？计算。

原子弹的设计，需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让铀-235在瞬间完成裂变，释放最大的能量。这需要计算中子的扩散速度、链式反应的临界条件、爆轰波的传播路径、高温高压下的流体动力学...

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列出微分方程组，然后求解。

方程组往往有几十个未知数，需要迭代计算上万次才能收敛。如果用计算机，可能只需要几小时；但用人力和算盘，需要几个月。

科研人员被分成若干计算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部分方程的求解。他们用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从早上八点算到晚上十点。

每个数字都要至少两个人独立计算，结果必须完全一致才能进入下一步。如果不一致，就要重新算，直到找出错误。

有人回忆说，那段时间四合院里最常听到的声音，就是算盘珠子的哗啦声。晚上路过四合院，总能看到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

计算的难度远超想象。

1960年初，计算工作遇到了第一个真正的瓶颈：临界质量。

这个数字至关重要。如果铀-235装药量不够，原子弹炸不响；如果装药量太多，还没组装完就会因为中子撞击自燃。但临界质量的计算，需要知道铀-235在不同几何构型下的精确中子截面数据。

这些数据，全在苏联专家手里。

邓稼先做了一个决定：实验测量。

从1960年到1962年，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小规模的核裂变实验。他们用小型反应堆，一点一点测量铀-235的中子截面，记录不同条件下的裂变效率。

这个过程充满了危险。核辐射看不见摸不着，但伤害是真实的。有些科研人员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身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邓稼先自己在一次实验事故中受到了严重辐射，但他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就继续工作。

没有人退缩。

1962年底，经过三年的艰苦计算和实验，第一份完整的原子弹设计图纸终于完成。

但设计图只是第一步。要把图纸变成真正的原子弹，还需要原料。

铀-235的浓缩，是整个项目中最困难的环节之一。天然铀中，铀-235只占0.7%，必须提纯到90%以上才能用于武器。这需要大型的气态扩散设备或离心机。

苏联撤援后，铀浓缩厂的建设进度大大放缓。按照原计划，浓缩铀要到1965年才能达到武器级纯度。

但科学家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土法炼铀。

所谓"土法"，就是用最原始、最简单的化学方法提纯铀。没有大型离心机，就用水冶法和离子交换法。没有精密设备，就用小型装置反复提纯，一次提纯一点，积少成多。

同时，全国各地发动群众寻找铀矿。地质队员背着简易的盖革计数器，在山区一座山一座山地勘探。江西、湖南、广东、新疆...只要有放射性异常的地方，就进行详细调查。

这些"土法"效率很低，成本很高，但胜在简单可靠。

1963年初，第一批武器级铀-235终于生产出来。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一年。

1964年初，原子弹的各个部件陆续完成。核装料、高爆透镜、起爆系统、测试设备...所有零件都在不同的工厂秘密生产，然后分批运往罗布泊。

这颗原子弹为什么叫"邱小姐"？

有人说是因为试爆日期，10月，谐音"邱"；有人说是因为球形外壳的"球"。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科学家们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

五年的心血，无数个不眠之夜，这个"女儿"终于要"出阁"了。

1964年10月，原子弹终于组装完毕。它有一个温柔的代号："邱小姐"。

07："邱小姐"出阁

1964年10月15日晚上，罗布泊基地。

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原子弹已经吊装到103米高的铁塔顶端，所有电缆都已连接完毕。测试设备分布在铁塔周围，从100米到5000米不等，每个位置都要记录爆炸瞬间的数据。

这是一次没有退路的试验。

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只有一套，如果失败，所有工作都要从头再来。但更重要的是，这次试验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美苏都在等着看笑话，尤其是苏联，他们预测中国至少还需要五年。

张爱萍将军在指挥中心看了看手表。距离试爆还有12小时。

"各测试点准备情况如何？"

"都已就位。"

"气象条件？"

"明天下午风力3级，能见度良好，符合试验要求。"

"很好。通知所有人员，今晚早点休息。"

但那天晚上，几乎没有人能睡着。

1964年10月16日，上午10点。

指挥中心开始进入倒计时程序。所有非必要人员撤离到安全距离以外。张爱萍和几位技术负责人待在距离铁塔5公里的观测点，这是安全距离的最小值。

对讲机里传来各个测试点的确认信息：

"1号点准备完毕。"

"2号点准备完毕。"

"3号点准备完毕。"

所有的通讯都用暗语。原子弹叫"邱小姐"，铁塔叫"梳妆台"，测试设备叫"嫁妆"，起爆叫"出阁"。这套精心设计的暗语系统，是为了防止美苏侦察机窃听。

事实上，从10月初开始，美国和苏联的侦察机就频繁出现在新疆上空。他们知道中国要进行核试验，但不知道具体时间。

中国选择了一个巧妙的时机：赫鲁晓夫刚刚下台，苏联政局动荡；美国正在忙于越南战争，无暇他顾。

下午2点，最后一次检查开始。

技术人员通过无线电遥控，测试起爆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雷管、高爆透镜、中子源...所有部件必须在百万分之一秒内同步启动，才能引发核裂变。

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原子弹都不会爆炸。

下午2点50分，进入最后倒计时。

观测点上，所有人都戴上了防护眼镜。张爱萍举起望远镜，对准远处的铁塔。在戈壁滩的阳光下，那个白色的球形装置在塔顶闪闪发光。

下午3点整，倒计时开始。

"10..."

对讲机里传来平静的声音。

"9..."

张爱萍的手攥紧了望远镜。

"8..."

五年了。从苏联专家撤离，到今天，整整五年。

"7..."

钱三强、邓稼先、那些在四合院里算了三年的科学家们，此刻都在想些什么？

"6..."

罗布泊基地的建设者们，那些在戈壁滩上挨过饿、受过冻的战士们，此刻又在想些什么？

"5..."

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中国，会是第六个吗？

"4..."

美国预测：至少还需要十年。

"3..."

苏联专家说：你们搞不出来。

"2..."

但现在，倒计时只剩下最后一秒。

"1，起爆！"

一瞬间，整个戈壁滩被白光淹没。

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白色，比太阳还要刺眼。即使戴着防护眼镜，观测点上的人还是本能地闭上了眼睛。

0.1秒后，火球开始膨胀。橙红色的火焰从爆心向外扩散，瞬间达到200米直径。地表的沙石在高温下气化，升腾成巨大的尘柱。

冲击波以每秒340米的速度向外扩散。戈壁滩上的石头被掀飞，沙丘被夷平。5公里外的观测点，能明显感觉到地面的震动。

然后是声音。

不是爆炸的轰鸣，而是一种低沉的、像是从地底传来的隆隆声。这声音持续了好几秒，然后才消散在戈壁的风中。

蘑菇云开始升起。

火球冷却后形成的烟云翻滚着向上爬升，像一朵巨大的灰白色花朵。云柱不断膨胀、翻卷，最终在6000米高空形成了一个标准的蘑菇形状。

观测点上，一片欢呼。

很久之后，张爱萍放下望远镜，看了看手表。

15时整。

他拿起对讲机，声音平静："'邱小姐'已经成功'出阁'。"

对讲机里传来一阵简短的确认声，然后又是沉默。

那天晚上，北京收到了罗布泊发来的电报。只有简单的几个字："试验成功。"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但由于保密要求，媒体只是简短报道："中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没有提到罗布泊，没有提到参与人员，没有提到任何技术细节。

国际上的反应要强烈得多。

美国震惊了。他们预测中国至少还需要十年，但中国只用了五年。CIA的报告承认："我们低估了中国的决心和能力。"

苏联更是震惊。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接到消息时，沉默了很久。五年前，苏联专家撤离时说"你们搞不出来"，现在看来，那句话成了一个笑话。

日本和印度紧张了。原子弹让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彻底改变。从这一天起，没有任何国家敢再轻视中国。

原子弹的成功，让中国成为国际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极。当然，八年后尼克松访华、七年后中美建交，原因远比一颗原子弹复杂，中苏分裂、越战泥潭、全球冷战格局的变化，都在推动历史的转向。但可以确定的是：从1964年10月16日起，世界再也无法忽视中国的声音。

1972年2月，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那一周，被西方媒体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又过了七年，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那段时期，被称为"中美蜜月期"。

但所有这些，都是后话了。

1964年10月16日那天晚上，罗布泊基地的食堂里，在欢呼声声中。

战士们端起搪瓷缸，里面装着基地仅有的一点白酒。有人提议："为'邱小姐'干杯！"

"为'邱小姐'干杯！"

在远离罗布泊2000公里外的北京四合院里，钱三强、邓稼先和科学家们也在庆祝。没有酒，只有茶。邓稼先举起茶杯，说了一句话："我们做到了。"

"我们做到了。"

三个字，胜过千言万语。

罗布泊的风，依然在吹。

那座103米高的铁塔在试验中被摧毁，戈壁滩上留下了一个直径100米的大坑。

但那朵蘑菇云，永远定格在1964年10月16日的天空中。